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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家中的人来客往不少，有来看望祖母的，也有父母的朋友。每至不同的花期，有来看海棠的，有来看太平花的，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一架常开的凌霄。我记得在父母的朋友中，有几位特别喜欢那架凌霄，而且在春末和夏天，总喜欢让我们将藤桌藤椅安排在西厢房前的凌霄架下（那时祖母居住在北方，又叫做上房，父母与我则居于一排西厢房中）。这几位之中有化学家、后来任科学院情报所所长的袁翰青先生，有母亲的老师、原来辅仁大学英语教授、后来任北大西语系教授的杨善荃先生，再有就是早年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袁先生和陈先生总是晚上来，他们两人一个住在东四头条，一个住在钱粮胡同，与我家近在咫尺，饭后一踱就来串门了。杨先生是位怪人，住在北大，却能早饭后出发，从海淀步行到东四，路上要走四个多小时，下午才能到我家，晚饭后再坐公共汽车返回北大。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圆明园被焚烧劫掠之后（4）

从春末到初秋，喜欢在院子里坐的客人大约只有这么三个人，再有就是我家世交钱景贤与蔡文庆夫妇，他们有过国外生活经历，比较洋派，每当他们来，总是让我去街上冷饮店装上一大桶冰激凌，坐在凌霄花下慢慢吃，偶尔他们也坐在院子里喝喝咖啡，大约喝咖啡的客人就只有这两位了。

袁翰青、杨善荃与陈梦家的年龄都比我的父母大，但却愿意来我家聊天。除了杨先生有点怪，又患有鼻炎，说两句话就要鼓捣自己的鼻子，不大容易接近以外，袁先生和陈先生对我都非常和蔼，喜欢开开玩笑。他们也会在那架凌霄花下喝茶聊天，坐到很晚很晚才离去，总是很愉快。我那时太小，虽然对他们很熟悉，但对他们的特殊经历和学术成就却一点儿都不了解，只是觉得他们是很普通的长者。1957年以后，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沉寂了，他们都属于这沉寂的一群，只不过他们当时的境遇还不至身陷囹圄或远赴北陲。破帽遮颜，尚能在闹市之中有一席栖息之地。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能慢慢体会到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心绪，以及为什么他们能有那么悠闲的时光，在凌霄花下消磨一个个愉快的夜晚。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在院中玩耍，陈梦家伯伯忽然向我招招手，让我跑到他身边。他突然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陈梦家？”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继续说：“我娘生我的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看见一大群猪。猪是什么？猪在古时候也叫做豕，我总不能叫梦猪吧？于是我娘就在豕的上面加了个宝盖，我就叫梦家了。”那天晚上我好久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为什么他娘在生他时会梦见猪，第二天一早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母亲，还追问她生我之前梦见了什么。母亲笑着说：“我什么也没有梦见。”1959年的夏天，我的母亲与陈梦家夫人赵萝先生一起去北戴河度假，那些日子陈梦家几乎天天晚上在我家与父亲聊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我的太太去看袁翰青先生，虽然历经坎坷，袁先生的记忆力仍然非常好，他问起我的父母，还夸赞我的岳母（曾是他的同事）是位非常能干的女性。他依然记得我们东四的家，记得那株春末夏初盛开的凌霄花，记得那些在小庭中度过的良宵。

1961年，我父母搬到西郊机关大院中居住，我在1963年也搬到他们那儿，只是偶然回东四住几天，那株凌霄仍旧每年花开花落。1966年的暮春，我在院中走走看看，想找回些童年的记忆，蓦然间发现那架凌霄连一朵花都没有，甚至找不到一个花蕾，我怅然若失，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夏天来了，雨水也多了，但那株凌霄却枯萎了。

很多年没有见到凌霄了，如果不是这次在蔚秀园中看到那架凌霄花，它几乎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五十年过去了，记忆中淡去的东西太多了，或人、或事、或物，都化为一缕缕淡淡的轻烟缥缈远去。“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也许只有上了年纪，才会对这两句话有更多的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