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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神仙传》，里头记载了张天师向其徒众传授房中术作为修炼之法：“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

性的历程　第二章：军事帝国时代的性文化（秦汉魏晋南北朝）　思潮（6）

总之，道士作为性的启蒙者、传播者是被公认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很多明清小说中看到。即便在正史中，只要稍微留心，也有不少。像汉代就有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冷寿光等人，《后汉书》上就说冷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颈鹬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魏晋时代，东晋的葛洪，南朝梁的陶弘景，也都是房中术的大理论家之一。宋朝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也是一位房中术专家，宋徽宗赵佶就曾向他求“广嗣之法”。明朝开创武当派的张三丰据说也是。

除了道士之外，房中术的专家就非医生莫属了。因为中国古代的性科学从来就不单纯局限于性的常识、性技巧、性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它如果不是和道家的长生概念联系在一起，就是和医家的保健概念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历代的医学家，没有不研究房中术的。像隋唐时的孙思邈就是一位房中术大师，所著《千金要方》中就有不少房中术的重要理论。

广嗣种子

——房中术的首要理由

如果按照*禁忌去行房的话，简直找不到几个好日子可以*了。

我们知道，任何理论要得到大众欢迎，至少要在道德高地上占有位置。房中术虽然说是以节欲养生为主，但是这种理由实在是太渺小太自私了，觉悟实在是太低了，跟自由、平等、*、*之类的口号比起来那自然是拿不出手的。

看一下张天师传教的例子就知道了，他的黄赤之道、混气之法，其实说白了，就是房中术。但是他不这么说，他会说我这是鼓励大家繁衍人类，没有人类，宇宙就会灭亡了，所以他把参加过度仪的信徒叫做“种民”。

汉代的官方文献《*通义》的《嫁娶篇》上说：“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你看，多娶老婆的理由就是为了多生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思想在现代的生活中尚有市场，那么在古代是什么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涉及子嗣问题，连礼都可以变通。

中国古代有一类图书一直很畅销的，比如《广嗣宝集》，相当于现代的育婴宝典，读这种书是想生孩子的准爸爸妈妈必须要做的功课。这种书里头就少不了收有“仙传种子丹方”、“种子法”。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大抵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希拉里·克林顿就曾经在美国国会抨击中国的生育政策，以为中国人连生育的自由都没有。其实她一点也不了解，中国人之所以热衷生育，并不是为了自由，相反是为了不自由。这种热衷是基于对家族的神圣义务——每个男子都有义务使本族枝繁叶茂，一旦无后，则祖宗在九泉之下便不得“血食”了。

这种近乎宗教的崇拜祖先观念导致了重子嗣，尚多子。因此传世房中术文献最经典、最完备的作品《医心方·房内》（即《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其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求子第廿一”，远远超出其他各节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也就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我们这里不妨看看一代大儒顾炎武的例子。他一辈子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波还要著书立说，但是在子嗣问题上却未能免俗。他一生无子，引为憾事，当一代名医傅青主告诉他还有生孩子的可能的时候，他不顾五十九岁的“高龄”纳了个妾。相反，这如果是简单的财产继承问题（当然，对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对顾炎武这种认为天下已亡的大儒来说，就成了简单的问题），估计顾炎武也就不会这么放在心上了。

性的历程　第二章：军事帝国时代的性文化（秦汉魏晋南北朝）　思潮（7）

科学昌明，如果没有孩子，现代人会去求医问药。那么古代人呢？除了祭拜祖宗鬼神之外，往往只能求助于房中术了。

所以，房中术绝对不是一门下流的学问，而是一门拯救全人类的高尚学问。

每一门学科在其萌芽时期都会有不少的谬误，现代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其他的日子属于安全期。但是古人的求子偏偏是在安全期上大做文章。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胎产书》上就说：“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