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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科学认为，人类性行为有三大目的：一是快乐，二是健康，三是生育。对此，在古代世界中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一致的，只是有道德上的善与恶、科学上的对与错之分而已。

古今中外，没有人不重视性的快乐。古代中国人常以“欲仙欲死”来形容性的极乐体验。在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守林人梅乐斯和康妮Zuo爱时，康妮感到“突然地，在一阵温柔与痉挛中，她整个生命的最美妙处被触着了！她已经被触着了，一切都完成了，她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她死了，她出世了：一个妇人”。从全世界来看，人们研究Xing爱技巧首先是为了充分地获得性的快乐，当然也有一整套所谓“种子法”、“继嗣方”，同时也兼顾养生、健康。也有人研究Xing爱技巧主要是为了益寿延年，但为数不多。这些内容构成了人类性文化中最敏感、最受关注的部分，虽然其中有许多精华要汲取，但也有不少糟粕要剔除。

人和动物一样，性行为最原始的驱动力是性欲，而性欲需要激发，需要感受性魅力与性吸引。雄孔雀美丽的开屏是为了吸引异性，雄狮的蓬蓬颈毛也是为了吸引异性。雌性猿猴发情期时，荫部会泛红、肿胀、发亮，荫道会分泌一种脂肪酸，这种气味会勾起对方的性欲，有让雄性猿猴意乱情迷的效果。

以上所描述的只是最接近于人的动物最原始的性吸引。这种原始的性吸引对人来说当然仍然存在，异性的身体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性吸引力。同时，根据许多生物学家的研究，人类从古代到现代，许多装饰打扮都有增加性吸引力的含义在内，而且溯其根源，这是对人类动物的“老祖宗”性表现的一种保留与记忆。

例如，女性都喜欢涂猩红色的唇膏，这可以追溯到母猿发情期时所暴露的红胀的阴沪，可是文明的发展使人类不能如此暴露了，于是就代之以相对部位的修饰。生物进化学家马基利斯和沙冈在《性的历史》一书中指出：“的确，在发春母猴下体发胀变色，与阻街女郎穿着粉红色紧身裤之间，有一种很诡异的相似。她的臀部微微地翘起来了，不是像发春的母猩猩要诱惑雄性时那样只是暂时性的，而是借助穿上皮制高跟鞋，整个晚上都是如此。”

在母猴的发情期，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来吸引雄猴；人类女性的发情期消失了，这种气味也消失了，于是代之以香水了。在古代的一个很长时期内，男子的胡须被认为是一种美（中国古代就有“美髯公”的说法），于是男子就刻意修饰胡须，以增加性吸引力，这又令人想到和雄狮的颈毛多么相似。

鲜艳的色彩的性吸引意义更是源远流长。达尔文就说：“某些猴子发情时，‘末梢’及相连部位颜色变得鲜艳，这最令我着迷与困惑了……这些鲜艳的颜色，无论是出现在猴子的脸上或是‘末梢’上，或者和山魈大狒狒一样，可能都是用颜色来当性的装饰品，以吸引异性。”灵长动物学家琳达·玛丽·费迪根观察到几乎所有住在丛林里的“猴科动物，脸庞和身体都有精致艳丽的茸毛及皮肤，以及髭须、领毛及头冠上的毛发”，“其中有些种类甚至在脸部中间有一大块色斑，找遍全世界，就只有马戏团小丑色彩夸张的鼻子可以与之比拟”。人类用化妆、染发、戴上色镜片和穿光怪陆离的服装色彩，难道不是灵长类动物对鲜艳色彩之喜爱的遗留吗？

当然，不能简单地把人和动物做类比。人类起源于动物，和动物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人又是高于动物的。人类的行为有心理和观念指导，人类从审美观念出发，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来装扮自己，进一步发挥自己身体之美，这就是文化了。身体美只是一种外表美，人类，特别是文明的民族，更十分重视异性的内在美，即精神美，这就更加显示出人类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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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身体的外形美首先是体魄。古希腊人是以重视这一方面而闻名于世的，当时很流行通过身体锻炼以达到理想的健美的体魄。法国历史学家兼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写道：“几乎所有与希腊为邻的民族都以裸体为羞；只有希腊人毫不介意地脱掉衣服参加角斗与竞走。在斯巴达连青年女子锻炼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裸体的。”

人的身体是最美的。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来感受性刺激，而在视觉方面，看到异性的裸体会产生很大的性吸引力。亚当和夏娃没有穿衣服，但是并不感到难为情。人体在这种质朴的状态中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在伊甸园出现“犯罪”后才受到玷污。亚当和夏娃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赤条条地在一起嬉戏天真无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