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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出席了“制宪国大”的开幕式，并对通过的这部新宪法表示支持。此前，他曾应马歇尔的请求，与起草人张君劢就《宪草》进行了逐条的讨论。但拒绝参加制宪会议的*和民盟坚持新宪法不合法，必须予以废除。《宪草》起草人、司法部长的提名人张君劢则向司徒雷登表示，他对从政没有多少兴趣，而只“希望在全国进行一次演讲旅行，解释新宪法对人民的好处”。10后来张果然风尘仆仆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发表了旨在开启民智的宪法系列演讲，又将演讲报告结集成书。11　。。

传教士外交家（4）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个被周恩来称之为“劢老”并题字“*之寿”四字为其祝寿的张君劢在国共内战最甚的1948年12月25日，被*定为“战犯”，第三方面的人士中还有曾琦等也被纳入“战犯”之列。

国共内战愈演愈烈，蒋介石决心以武力迫*就范。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在得到了大批苏军在东北转交的日军坦克、大炮等武器后，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所谓的“法国经验”（战后，法共放弃武装，参加政府）和“英国道路”（战后，英国工党选举胜利，赢得执政权，胡适建议毛泽东仿效工党，放弃武装，走和平竞选道路）后来对*而言，没有任何影响。理由只有一个：“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　12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国际背景则是战后美苏关系由合作急剧地走向对立，这对国内国共两党而言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所谓“国共反映美苏”就是对此一态势的集中概括。

1948年2月18日，司徒雷登通过驻南京的美国新闻处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

作为一国的大使，向驻在国人民喊话，史不多见，而作为“传教士外交家”的司徒却这样做了。他说：“我主动发表了声明，但得到国务院的赞成。”13

司徒说：

不论美国物资援助之数量如何，均不足以供应中国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之需求。最主要之力量，仍为中国人民，且尚需有牺牲小我为公共福利努力之赤诚决心。14

司徒谈到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要防止“极端反动自私分子”和“极端激烈分子”这两大集团。话中所指，无疑是指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党。他认为解决两党对立的方法是恢复国共谈判，并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对于宪政*，司徒认为：

*政府不仅为民享、而且为民治之政府。本此*真义，人民宜不断以开明舆论监督政府，防止官吏乱用职权。因此，即需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及自由采访或公正报导新闻之自由。在极权制度之下，此类自由均不能存在。反之，新闻则变为科学化之宣传工具，藉无限制之谩骂与不顾真理之重述，以伸张其效力。15

“制宪”之后，还要“行宪”，此时，国民党败象已显，不少人对如期召开“行宪国大”表示怀疑，主张“不必在内乱未息之际，粉饰太平”。然而，宪法程序由“制宪国大”通过，行政当局无变更之权，如果延期举行，则为违宪。国民党一时进入两难的境地，最后，由蒋介石批示：“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宜。”有人分析，蒋氏在这存亡危急之际，为何仍要坚持召开“行宪国大”？实出于他自己的刚愎自用之心态作祟。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展开，蒋自以他可以“一面开国会，一面剿共，双管齐下，并无困难”。16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传教士外交家（5）

“行宪”之基础在于各项选举的进行。而选举的关键在于选民调查，调查选民又必先有户口调查，既无户口调查，如何确定选民人数？于是，虚伪的选民数字就出现了，党内提名方式出现了，舞弊欺骗出现了，退让选举也出现了，诚如张君劢所言：“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枚举，此实盗窃*。”17

有一份材料显示，司徒雷登也是建议停办这次“行宪国大”的。18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终于召开。本次国大的唯一任务是选举“行宪”后的总统和副总统。后来在国民党籍代表的坚持下，又增加了听取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