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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康应中的母亲正是三十多岁出头，如果只为了自己逃条活命，另外找个人家也不是多大的难事。但是东方女性中国母亲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使她不可能扔下一双亲生儿子而只顾自己活命。她责无旁贷地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儿子活下去。对此，康应中感恩感德感慨颇深。他为母亲的伟大情操而感动，他对这种无私的母爱而情深！解放后，他已经有能力让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可是母亲却深深地眷恋着故土，同时也不愿意给儿子添“累赘”。上世纪50年代初，康应中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母亲曾经去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是为了给康应中看管孩子。康应中的爱人穆林在生头一个孩子时，康应中外出野营不在家，她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是不是该生了，半夜三更不好意思叫人帮忙，直至天亮时才急急忙忙被送到附近的妇幼保健院，孩子生下后没两天就死了。母亲听说后，在穆林怀第二个孩子后，就赶去南京，精心伺候大月份的儿媳妇，生产时守在旁边，尔后又把孙子康智照管满了足岁，做了几双鞋子后，又回老家去了。

康应中在天水步校工作期间，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生活十分困难，他又把母亲接去天水。母亲在天水只住了不长时间，又闹着要回老家去，说是在那儿住不惯。康应中不让母亲走，母亲竟悄悄提着包袱去了车站。康应中听说后急忙赶到车站，拉着母亲回步校，母亲怎么也不回去。40多岁的康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步兵学校的政治委员，竟像孩子似地哭着哀求母亲，问母亲是不是嫌他们照顾不周到。母亲也像哄孩子似地对康应中说，儿子好，媳妇也好，她就是不习惯，不如在老家呆着畅快。

后来，康应中只好把母亲送回故乡，在老家盖了几间房，委托本家弟兄和后辈们照顾好母亲，由他付给相应的报酬和费用。“文化大革命”中，康应中的女儿康颖下乡插队，就是回到老家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康应中离职休养后住在西安，母亲仍然没有住到城里来，想念儿孙时到城里来住上几个月，随后又回到乡下去。直到1995年7月19日，以97岁高龄无疾而终于老家，陕西省武功县观音堂乡张寨村老堡子家中。康应中率领儿女们回到老家，儿子康智按照农村习俗厚葬了老祖母，并在坟前立碑，以示永远的怀念。

孙幸福在丈夫生死不明没了音讯后，想着怎样才能让两个儿子逃条活命。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虽然有几亩薄地，还有两间破房子，但是家家都为吃饱肚子发熬煎的时候，想用它们卖几个钱或者换点粮食根本不可能。这些东西便宜贵贱压根儿没有人要，有跟没有一个样儿。继续守在家里，只有饿死一条路。村里已有不少人家出门讨饭去了，孙幸福最终也选择了弃家出走，带着一双儿子乞讨为生。关中平原上的人们自古就有饿死不出门的传统习俗，那只是对守旧保守的关中农民心态的一种形容。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孙幸福以及村人们弃家而去乞讨为生，是在万般无奈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做出来的痛苦选择。

旧社会的乞丐实际上只是讨饭，不像当今的乞讨者只要钱不要吃食。一根打狗的棍子，一只破旧的土碗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出走没有目的地，晚上要在那里投宿不知道，一日两餐讨得到就吃点，讨不到就饿着。孙幸福带着两个儿子，离开武功县境，随着讨饭的人群自西向东一路走去。人们都想着西边和北边比武功这里还要穷苦，往东走也许会好点。孩子们都还小，没有独自行事的能力，母子三人从早到晚形影不离。这样就更增加了讨饭的难度，在那种普遍受饥挨饿的时候，即使再有善心，也不可能一下子给三个人都施舍吃食。于是便常常出现只讨得半碗稀粥的情形，母亲就让康应中和弟弟分着吃，自己饿着肚子。有时候母亲也让年龄稍大点的康应中一个人去讨，但她也站在不远处看着，生怕儿子被狗咬或者被人欺侮。那些有钱人家的少男少女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欺侮穷人的恶癖，康应中常常遇到讨不到东西反被主人家放出来的恶狗吓怕咬伤的情形。他参加革命后最能接受和理解gc党为穷人打天下的学说，并且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为之奋斗，正是因为他小时候就已经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康应中已经不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