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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中行来到北大时，罗素已离开中国十年了。但这个英国人的思想，还久久地回荡在北大的校园里。当年罗素来北京时，知识界的欢呼声震动着校园。许多中国学者的文字里表示了对这位思想者的敬意。因为他所带来的正是知识界急需的东西。许多年后北大人回忆当年的情形，还激动不已。到了20世纪30年代，校风依旧，那时北大的思想多元，古典的与外来的东西都并存着，非理性的与理性的，科学的与玄学的东西都在，对青年学子都有不小的吸引力。罗素的书籍在那时已译了许多，张中行是从老师的授课中了解的还是在自学中接触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北大的学术流派虽千差万别，可是罗素的基本哲学意识在那时是被接受的。胡适虽是杜威的弟子，但在不迷信任何思想的层面上与罗素并不冲突。钱玄同的疑古，周作人的个人主义，都有罗素精神的因素也是对的。学生可以质疑老师，在那时是允许的现象，在爱师与爱真理面前，真理的价值自然是更大的。所以即便是罗素早已离开中国，北大红楼内外的气息，也还能嗅出这类思想者的气息。

现代以来，介绍罗素哲学最多的学人之一有张申府先生。他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在《新青年》上多次推出罗素的文章。那些关于人生哲学、自然科学、伦理道德的讲演和论述，在当时的反响是巨大的。周作人的关于国家的概念的突破，就受到了罗素的影响是无疑的。张申府后来远离政治，大概和他的罗素哲学的吸收有关。主张怀疑，不去轻信，在知识界是普遍被欢迎的理念。现代以来有几个罗素的追随者是很有意思的。一是曹聚仁，自由报人，一生不盲从于什么派别，独立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二是张中行，我们读他的书自然可以感受到此点。三是王小波，近几年的英雄般的人物，让人看到了自由理念的力量。大凡喜欢罗素的人，在他的世界里都找不到依附外在理念的孱弱的意识。独立思考，深入盘诘，冷静多于狂热，百年间这样的思想传统，一直没有被广泛注意，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第11节，

罗素能引起张申府的注意，在我看来有几点。一是罗素的学说涉及宇宙本体的存在，讲到上苍和人，有限和无限，帝力之大与人力之微。直面着有神论与无神论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自主的选择，即人性的问题。不是从伦理的角度看事物，而是以人本的观点对待大千世界。张申府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连载译过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其中有言：

但要拿思想征服世界，现在就须甘心不再依傍他。大多数的人，一辈子没有多少疑问。他们看着流行的信仰和实际，就随声附和，自觉着若不反对世界，世界总要是他们的伴侣。这种舒舒贴贴的默许甘从，新的世界思想实与他不能相容。新思想必需的，是一种知识的超脱，一种孤独发精力，一种能在内里主宰世界的力量。不乐于孤寂，新思想是不能得到的，但是若孤寂至于与世隔绝，全灭亡了愿与人结合的志愿，或若知识的超脱弄成骄傲轻蔑，也必不会切当如意的得到他。对于人事的有效果的思想所以不普通，大多数的理论家所以不是趋俗合习，便是无成效，都因为既得知识的超脱又不与世隔绝，这件事大不容易。

我想张中行是看过这样的文章的。至少从他的随笔里，我们能对照出这些思想。罗素的意识是融化到他血液里的。读罗素的最大收获，一是觉出先前人们唯道德的话语方式是有问题的，不能发现人的本然的存在。二是能在一个空旷的世界里注视问题，什么是实有，什么是虚无，都可以自行判断。三呢，是懂得人的有限性，对万能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怀疑主义，乃治学的必备意识之一，所谓“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层面上，他和胡适的思想又交叉到了一起，有了中土的意味。罗素从学理上教导他大胆地怀疑，胡适则让他体味到行动选择的意义。北大教授在此领域有贡献者，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罗素的人生过程，比他的学术更能吸引张中行，比如多次的婚姻选择，对教会的态度。罗素的生平传奇的色彩对青年张中行而言更为有趣。张氏后来精神上的浪漫和不为俗物所累的洒脱，都和罗素的暗示有关。我多次听他在男女爱情选择上的看法，完全是西式的，老朽的东西甚少。人是自己的主人，大可不必为外在虚幻的理念所扰。生命承受的应是自己所创造的快乐，没有自选的快乐，别人是不会赐给另一类的幸福的。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懂得他后来对政治疏远的原因。在动荡的年代，能以较为冷静的心判断事物，实在是大难的。他沦落到社会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