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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消息传出,局势对中国不利。巴黎到处都是谣言。4月29日晚,在法的中国留学生在丹东街举行了一场激烈的###,人们纷纷谴责西方。后来成为日伪政府首领的汪精卫用流利的英语警告说,中国人可能采取过激反应。一位学习艺术的年轻女生呼吁停止和谈——“我们必须采取武力”。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陈箓提交了一份决议,谴责四大强国,尤其把威尔逊单独提出。###全体一致通过该决议,当晚美国加强了威尔逊的安全戒备。
4月30日,中国代表团得到详细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人绝望地扑倒在地。当晚,贝克来到鲁特西亚酒店传达威尔逊的申辩和同情,他发现中国代表团非常沮丧,责怪威尔逊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一些人想立刻离开巴黎而不愿在和约上签字。顾维钧后来对贝克说,只有得到政府的直接命令,他才会在和约上签字。“我希望他们不要让我签字,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在世界的另一端,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谈判。中国代表团遭到电报的轰炸,学生组织、商会甚至工会表达了他们对威尔逊十四点的信心,并相信和会一定会尊重中国的主张。5月的第一个周末,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报道,山东权益将转交日本。中国民族主义者忿忿地批评政府,但对西方列强更是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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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7)
5月3日晚,星期六,北京大学(爱国运动的中心)学生召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计划第二天早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会议群情激愤,学生们一致同意发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一位青年破指血书,要求归还德国在山东租界的中心——青岛。
中国爱国人士的愤怒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谴责山东决议上。一位学生回忆说:
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时,我们震惊不已。我们突然意识到外国列强依然是自私的,军国主义者都是大骗子。我记得5月2日晚,我们几乎都没睡觉。我和一群朋友谈了一夜。我们得出结论:世界迟早要爆发一场更大的战争,这次大战将在东方。我们很清楚我们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我们也不再相信所谓的伟大的领导人如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看着中国痛苦而无知的群众,我们觉得必须要斗争。
5月4日早上,天气凉爽多风。午饭时间,3000多名游行者汇集天安门广场。许多人穿着传统的丝制长袍但有些也带着西式圆顶硬礼帽。游行队伍打出“还我青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领导者拿着一份宣言,上面说:“这是中国生死搏斗的最后一次机会。”下午2点,游行队伍越来越壮大并向外国公使馆进发。当队伍到达被怀疑为日本汉奸的官员宅邸时,人们情绪非常激动,他们冲进房屋,砸碎家具。由于没有找到部长本人,他们把藏在房间里的中国驻日大使痛打了一顿。政府企图通过逮捕少数学生代表以镇压该运动,结果却火上浇油,使群众更加激愤。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街角分发传单。游行运动蔓延到其他大城市,非学生人群——从码头工人到商人都纷纷加入。结果,政府被迫妥协,并向逮捕的学生道歉。
###使另一个和会告终——在上海举行的试图调和南北矛盾的和会。南方试图利用民众情绪,要求北方反对中日战时协定并拒绝接受山东决议。这对由亲日派主导的北方来说不可接受,上海和会就此无限延期。由于连那一点渺茫的希望都破灭了,中国又陷入了九年分裂和内战。
5月4日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里程碑,它代表了知识界###的整个阶段,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抵制西方。1919年之前,他们寻求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通常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范例。有些人一直对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感到不安,共和国的失败以及欧洲列强在战争中互相残杀更加剧了这种不安。在巴黎和会期间充当观察员的某知名学者写信回国说,欧洲人就像“沙漠中失去方向的旅行者……他们完全绝望了……他们曾经怀有科学万能的梦想,但现在谈论的全是科学的破产”。
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大,1919年中国人找到了另一个可行之路,不是回到传统道路而是俄国的新秩序。俄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传统社会通过一次大胆行动而一跃向前的范例。对西方的幻想的破灭、1911年之后对西方民主不愉快的体验以及俄国提供的道路,都使共产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那就是:1919年夏,俄国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放弃沙皇时代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