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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又去逛街了。走着走着,我与他们其他几个人走散了。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侧头一看,一个高个的陌生人,开口就是上海口音,也是上海知青。“你跟我来一下。”
我已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但还是跟着他走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追问了一句:“你是西塘大队的吧?”
“是啊!”
我们已到一个偏僻空旷的街口,他停了下来。旁边的三四个陌生人围了上来。“你为什么要欺负他?”高个子上海知青随手指着其中一人问我。
“什么?我都不认识他。”
“哟,你还嘴硬!”一拳就过来了。我挡开了他的手臂,回手也是当胸一拳。他摇晃了一下。
“好哇,还敢还手啊!”一下子就扑上来了,我朝他的下巴,狠狠一拳,他仰天倒下去了。其他几个人就都扑上来了,我也拉开了架式与他们干起来了。我出手也很重,他们在后退了。
“这些人也真是不怎么样。”我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后脑勺感觉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力,我站立不稳,向前扑倒在地,翻身起来,看到那个高个家伙抡起一条崭新的扁担,又向我劈了下来——他是从旁边一个卖扁担的农民那里抢来了这根扁担当武器的。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接住扁担,侧身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扁担就在我手里了。我也抡起扁担乱劈。
我已是处于上风,胜利在望了。但一个家伙从后面猛然冲了上来,抱着我的后腰,我就施展不开手脚了。其他人一涌而上,大家挣扎在一起,那时我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也不知是打到了什么时候,直到另外一帮上海知青上来劝架,那个带头的就是老葛,他与他们那一伙似乎也认识。他边说“算啦,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了”,边把他们强拉开了。最后那伙上海人扬长而去了,而我也才注意到周围是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小陈和小沈也找到了我,关心地询问着。我极其愤怒,一股难以压抑住的杀气,根本不想就此了结。但我实在是疲惫不堪了。
小陈心地很好,硬是拉着我就走,他连街也不逛了,陪着我先回家。在路上,我才注意到穿在咔矶布外衣里的背心已是稀烂了。我鼻青眼肿,身上好几个部位都在隐隐作痛,浑身疲软无力。可是我心中却是怒火万丈,一门心思地想着要如何复仇。
在回家的路上,我步履沉重,只能慢慢地走着,中间还歇了好几次——后来听说那伙人还不肯就此罢休,特别是那个带头的高个儿,他掉了一颗门牙。他们又纠集了一帮人,沿着往西塘大队的方向,一路追杀过来了好几里地。侥幸的是我没有碰上他们。
不久,老乡们都知道了此事,大家都沸沸扬扬,说:“这些上海人是不要命的,我们再不要惹他们了。”但谢书记是一个好人,他特地过来看我,还招呼了大队的赤脚医生过来,要替我治伤。
那些农民朋友很关心我,我的朋友小夏,下放在另一大队的知青,也捎话过来问候,但我没有多说。别人看我不吭声,以为我把此事忍下了。
事实上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我暗暗发了狠: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报仇雪恨。但我懂得发狠不能在嘴上,也不能打草惊蛇。
我逐步地了解到大致情况。这群打我的上海知青下放在临近的高安县。这些人与我素昧平生,无仇无怨,显然就是受人指使来打我的。我又获知那伙人是上海知青小孙的朋友。这个小孙住在八里路外周家村,我也认识,因为他与小毛和小宦比较亲近,来我们村找过他们好几次。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就能猜到谁是幕后的操纵者。但我要从小孙处亲口得到证实,我要确切知道谁是罪魁祸首,然后就要一报还一报。
在表面上,我依然如旧。出工、收工、吃饭、睡觉。但在内心,我已经酝酿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要养蓄精力、治好内伤。我每天都喝土郎中开出的草药,而夜里就摸黑悄悄地到村前的打谷场活动筋骨,甩拳踢腿,重新操练起学过的拳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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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被陌生知青殴打(2)
我又向当地老表打探去周家村的路。我是闲聊中“无意”地询问,为的是防止走漏消息,惊动对方。
我又看到一个老表的砍柴刀很好使,刀面加手柄有一个手臂长,刀背有一手指厚,刀口锋利,握在手里沉甸甸的,用力一挥,小孩手臂粗的松树枝就被砍断,唰唰地掉了下来。我一下子就看中了,花了五元钱,从老表处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