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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octor　of　Philosophy）。　那时那刻，我百感交集。我在博士项目中度过了六个寒暑，那是一条极其坎坷的路。其他一些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许就放弃了。美国有个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中途放弃了。这条路太长、太难了。　还有些人修完博士课程后，却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最后没有拿到学位。英语中还有个专门的缩写语表达这种情况，叫ABD　（All　But　Dissertation）。我数次碰到这样的同行，但从自身的经历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能力，也许是不幸地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导师，又没有特别的毅力和韧劲，无法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结果功亏一篑了，而我只是因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拿到博士学位，只是美国生存的第一关，就业才是更重要的。那一年，正好碰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等教育的就业市场很差。但我最后找到了大学的教职。那是个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那时一些美国人都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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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荣耀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思想来自我交给崔教授的学期报告——那个只得到59分的报告。他不满意那个报告，对我的论点基本否定。　但我没有放弃，一意孤行地把那个研究课题做了下去。其实，我下意识地已感觉到那是领域的一个突破。但是，在崔教授的无数次打击下，我已没有很多自信心了——那该不是我“自作多情”，在苦熬多年后，对自己的研究产生的自恋情结吧？　无论如何，我还是把我的博士论文送交了国际商业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去参加1993年的最佳博士论文比赛。该学会是国际商业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组织，每年都会举行一轮国际性竞赛，以选择出一篇最佳博士论文，在那年完成的所有国际商学的博士论文都可以参加，但参选者当然只会是那些自认为有竞争力者。　我参加这一比赛的动机，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愿望，我太需要一个客观的公众对我能力作出的公正评估。　我把论文寄出后，就开始等待了。两个星期后，收到了国际商业学会的信函，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但那只是一个收到我论文的标准回函。但我也被告知，我的参赛论文已送交了评判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著名学者，评选结果出来后就会通知我。　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了一封寄自杜克大学商学院的信，打开一看，写信者是亚尔？阿哈罗尼（Yair　Aharoni）教授，他是国际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是这次最佳博士论文奖的评判委员会主席。他在信中祝贺我，说我入围了，是三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结果将在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上才会宣布。　这封通知函使我感到兴奋。一个月后，我又接到了阿哈罗尼教授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要确定我能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并说我学校若不能报销差旅费，他们可提供资助。我在期待中，心情变得更为紧张了。不，是一种恐慌的感觉。因为我与生俱来的坎坷多磨，有过那么多次的热切期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极度失望——这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我已不敢抱有太多的奢望。 会议前一天清晨，我乘机前往夏威夷。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了旅游胜地的那种悠然氛围。天上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暖洋洋的热风扑面而来，路上的行人大多身着休闲服装，看起来既舒适又放松。可我是来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的。　会议是在洲际假日酒店举行，主办单位已安排了从机场到酒店的大巴。我登上了汽车后，不经意地回头一看，意外地，我与崔教授打了个照面。他那时已经成了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授，我们是同行了，但他还是我的老师。我极其恭敬地问候了他，但在简单地交谈几句后，就觉得无话可说了。　在三天的会议期间，我根本无意享受酒店的美味佳肴，也没有心思领略夏威夷的美丽海滩、异国风光和宜人的气候。我焦急地等待着，等待大会最后一天的全体聚餐会，那时将宣布博士论文奖比赛的结果。　会议分组活动中的一项议程就是由最佳博士论文奖的三个入围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听了其他两人的报告后，就觉得我的研究就独创性和重要性来说，都有更大的学术贡献。我认为我应该是获胜者。可这会不会仅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在那个会上，我们这三个入围者也互相认识了。尽管彼此开着玩笑，但都无法掩饰住心情的紧张。后来我们约定了，谁是得奖者就必须请客。　终于，熬到了大会最后一天的议程，在宴会厅上聚集着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国际商学领域的大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