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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那他将遭到失败。在需要他做抉择的最重要的事情中，包括决定哪些事亲自料理、哪些事交他人去做，在这些人中，他还要选出自己愿意授权的人。领导人一定要善于挑选能干的人，摈弃那些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的怠工者。格莱斯顿曾说过，当总理首要的条件是当一名屠夫。激发人们的热情可能是一位领导人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但也是最基本的任务之一。下级人员中，出现受贿或不忠诚的情况，不难对付，但在那些工作人员忠诚、有献身精神却不称职的地方——旁边又有更适合的人——做激发工作就比较棘手。这也是领导者需要勇气把公共责任置于个人感情之上的时候。但这样做要有限度。忠诚是相互的，如果象大开旋转门那样人来人往，要保留一支忠于职守的队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必须搞平衡。但在搞平衡时，要防止惯性，从而使平衡变得容易些而不是改变平衡。他必须是一个屠夫，既要使他的委任授权圆满完成，又要保证他能放手作这项工作。他只有有限的时间来行使权力，必须最充分地利用它。如果他自己不是出色的屠夫，那他就要另物色一个。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有一次竟哭着对我说：“我过去仅仅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个不太称职、无一技之长的下手。艾森豪威尔总要有一个不太称职的、无一技之长的下手”。在我的政府中，鲍勃·霍尔德曼以残酷无情而闻名，原因之一是他为我执行了许多屠夫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我不能亲自完成的。

尤其是在涉及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时候，由于其他的原因，屠夫的职能是极其重要的。我发现，一般他说，在官僚机构中，很少人的动力是出于对领导人的忠心，有些人的动力来自忠于对领导人所代表的事业。但大多数人，首先是被自身利益所推动，有的想高升争先恐后一级一级地向上爬；有的谋求保障，保住他现有的工作。一个机构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亭是它提供了过多的安全保障。人们逐渐松松垮垮，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为了保持士气，需要有各种切实的刺激。很明显，偶而刺激一下，会使部队振作，会为每个机构提供一剂它所需要的兴奋剂。

归根结蒂，委任授权决不能代替领导人对问题的透彻思考和对重大问题亲自作出决定。他可以而且必须把做事的责任授权别人，但决不能把作决定的职责委托别人。这是人们选出他并要他亲自做的事。如果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替他思考，那他就成为一个追随者，而不是一个领导人。

在物色人马时，保守主义的领导人比自由主义的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更严重。一般他说，自由主义分子更要求有政府并渴望成为掌管政府的成员。保守主义分子不大希望有政府，也不想参与政府。自由主义分子要求管理其他人的生活。保守主义分子愿意独善其身。大学教师和学生倾向于当自由主义分子，工程人员倾向于当保守主义分子。自由主义分子自动涌向政府，保守主义分子则需要诱导和说服。由于挑选余地较小，因此保守的领导人经常不得不在那些忠诚但没有才华和富有才华但不忠诚的人之间选择——这种选择不是按个人的直觉如何，而是依据对领导人的保守主义原则的根深蒂固的献身精神。

从领导人的授权来看，有些事情相对容易些：即那些别人明显地会比自己做得好的事情。戴高乐、阿登纳和吉田茂本人都不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们每个人都有良知，让其他人（蓬皮杜、艾哈德和池田勇人）来掌管经济事务。

艾森豪威尔处理那封拙劣的信件，显示了一个更难抉择的事例：领导人必须把自己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委托给他人，因为他不能也不应该花费这些时间。这就要有一种从重大事情中把本质的事情理出来的能力，要能自我克制，让其他人来处理重要的事情。现在的趋势是许多领导人忙于小事，因为他们不愿“签署一封拙劣的信件”。林登·约翰逊坚持要亲自选定轰炸越南的目标，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认为摆到总统桌上的每件事都是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是可以争辩的。诚然，不重要决不会交到总统那里，但是，他不能什么事都管。起用大人物是为了决策大事，不把时间和注意力浪费在小事上，这样他就有充裕的时间，过问那些紧急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集中精力处理关键往的外交政策，并能摆脱眼前的紧急事务和注意中心而专心于那些非同小可的长远往问题。今天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