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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属越南），永乐年间入宫。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内城城池的最后建设，包括城门楼、月城、城濠、桥闸等。北京内城的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洪武时徐达、华云龙对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乐年间建都时的各项建设，主要是宫殿郊庙建设；最后为正统时建筑的完善阶段，而城池及各种辅助设施的完备和完成，是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阮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太监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门城楼，在此之前北京的城墙上所开九门只有城门洞，没有瓮城、城楼等建筑，有的城门连官军值班所用的铺舍也没建。《明实录》说“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意为北京的城墙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旧墙，永乐时只是进行了少许的改动和修理，而相应的辅助设施都没有，到这时才命阮安等修建。

这里顺便说明的是，永乐时政府没有把全部建设完成，主要是由于财力所限以及频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暇及也”，没有时间去做了，而他的儿孙仁宗、宣宗做皇帝时，也没去完成相关建设，除经济原因外，主要由于这两个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为国都，特别是仁宗，他登基后就为还都南京进行了许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进一步建设遭遇暂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当时的统治核心已最后决定以北京为国都了。

阮安是个出色的建筑师，并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永乐时其才华逐渐显露出来，“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他无需查阅资料，只凭实地观测和思考，所制订的建设方案就完全能达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筑的工部官员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业务水平，并不是他得以承担这次任务的唯一原因。

当时，京城中在业务上有能力承担此工程的，并不止阮安一人，还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筑师，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蔡信。蔡信在北京的营建中展示了他建筑上的才能，因表现突出积功升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副部级”官员。当英宗决定完成城池建设时，工程负责人的首选应是蔡信，但蔡信认为，此项工程浩大，至少要从全国征调18万民夫参与施工，否则是完不成的，而建设资金及从各地采集的建筑材料也需庞大数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仅政府的经济负担加重，还将使大范围民众的正常生活被骚扰。显然，朝廷是不愿意这样的，于是选择了阮安，因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

史料中对阮安的施工调度是这样介绍的：“上遂命太监阮安董其役。取京师聚操之卒万余，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廪，均其劳逸；材木诸费，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预，百姓不知”。施工人员主要取自在京师训练的军卒，将其中的1万多人操练停止，增加其月粮，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粮一斗，盐每月一斤；建筑费用和材料不再另外佥派，只使用官府积存的，永乐时营建北京剩余了大量建筑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场。需要说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术人员即军匠和民匠是另外计算的，它们不包括在征用的人中，因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数千名各地的民匠，用于京城各项施工，这些人称作轮班匠。如果将这些人算进去，整个工程的投入人数应该在2万以上。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蔡信所需人数，从中可见阮安的工程组织能力。另外，阮安并不是让九门同时兴工，而是依次营建，这就使较少的人员完成这样大的工程成为可能。

最早开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门和平则门（平则门不久改称阜成门），时间是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营建的是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正阳门等，时间是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整个工程包括门楼、城濠、桥闸三部分，具体为：正阳门正楼一座，月城楼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座，月城楼一座。城墙四角各立角楼一座。所谓正楼就是城门楼，今日可见者如正阳门楼（前门楼）；月城楼就是俗称的箭楼，如幸存的德胜门的箭楼；角楼今日可见者只有内城东南角楼，在今北京东站附近。护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筑。另外，九门外原来都是木桥，此次全部改为石桥，同时设置九道水闸。

随着整个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