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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斗失利，固然是由于指挥失误，出了差错。但也表明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如果我们愿意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应该承认，1941年上半年，也即多田骏在任的最后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比1940年有了明显的改进；1941年下半年，也即冈村宁次到任的最初半年，华北日伪军的活动又较上半年有了显著的改进。或者还是用我们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敌人越来越猖狂了。

话说至此，似乎也应该谈谈1941年形势为之一变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自身的原因。上面谈到的两个原因：聂荣臻谈到的“百团大战”问题和彭德怀谈到的冈村宁次的问题，都当属外部的原因，而有没有内部的原因呢？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谈到：这半年来，冀中的敌我斗争，表现了许多特点，无论我、敌都有着不断的进步……。不否认，敌人的进步，还未被我们完全认识，而我们的进步，还不够快，特别是今后的斗争，愈趋于复杂、曲折、残酷与尖锐，我们不断的进步，有着极严重的意义。谁进步的快，谁就会有更多的胜利，否则便要受到损失。

程子华还说，许多人对敌人大张旗鼓的“扫荡”看得重，对不声不响的“蚕食”却看得轻。岂不知这正是敌人的“新方针”，正是敌人的进步所在。

有人在总结河间县反“蚕食”斗争受挫的历史时说：“我们仍以1939年反扫荡的老想法和老做法来估计和对付敌人，而对敌人政治上、军事上变换了新的策略和手段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尤其是没有仔细地研究反‘蚕食’的对策，究竟怎样叫‘蚕食’？对它还没有认识。”

###也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宝贵财富，既是历史责任，也是未来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交通战，除客观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外，从主观上讲，对敌总结受我‘百团大战’大破击打击的教训，而于1941年初提出‘新交通政策’，分块修路、筑碉、挖沟、浚河细碎分割，步步为营，先‘蚕食’十分区，后对其他区边缘同时分块‘蚕食’的阴谋诡计，认识不很够，也是一个历史教训。”他还说，当时对敌“充实了新的内容”的交通战，“我各部队并未及时引起重视，甚至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或者只看到敌人暂时的一些成就而夸大之，消极悲观。”■药是好药，可惜开晚了一点

打仗，是斗勇，更是斗智。好比下围棋，双方都要争主动权。老是人家得“先手”，老是跟着对方落子，事情就不好办了。当年，延安的毛泽东，太行山上的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冀中的吕正操、程子华，都在苦思冥想：怎么才能摆脱日本人这一套“新交通政策”、“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造成的被动局面？聪明的指挥员不会坐在那里苦思冥想，而是非常善于

总结现实中的经验教训。这应包括两个方面：从历史中学习，即从过去的现实中总结经验。向百姓学习，即总结现实中百姓创造的好办法。

比如说“敌进我进”，就是当时采取的新的对策。聂荣臻回忆说：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在认识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有的对敌人这种缓慢进行的攻势比较轻视，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只有到敌后的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在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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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2）

聂荣臻的这个办法，是根据内战时期反“围剿”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会议上，聂荣臻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目前敌人正加紧挖沟筑堡，逐步向我基本区“蚕食”压缩，步步推进，我根据地日益缩小，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深入切实地研究对策。当前敌人基本上是分散配备，在第一线据点堡垒主要配备日军，侧后则多为伪军。堡垒推进，敌后空隙增大，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