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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人们都把她想像成一个又凶又丑的女人。

潘淑琴为豪爽人热情，好交朋友，但做起事来有些不管不顾，用姐妹们的话说，“她很爱表现”。

她在街上骑着单车，忽然会扯出一嗓子，“打倒小日本鬼子。”

她们一起聊抗日，说鲁迅，谈黑格尔哲学，她们都相信社会的进步不是自然发生，需要有人推动。

她们要做这个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

日本侵略军对英法租界实行了封锁，重要路口都设了检查站，检查过往行人，同时，派遣特务进入租界，暗杀和秘密逮捕抗日人士。

在武汉失守之后则开始实行溶共，限共，进行###活动。

革命的抗日组织被进一步边缘化，并随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

沦陷区这里连空气中都有一种压抑感。

人们走在街上随时都会遭遇日本兵无理由的搜查。

女青年如果穿着白色凉鞋和红色袜套，就要被日本宪兵以践踏“大日本帝国国旗”荣誉的罪名捉起来。

而这曾是当时夏天流行的穿着。

路过日本兵营前总能看到，那些气势汹汹的矮小日本兵举着刺刀强按中国人的头，要中国人向他们鞠躬。

这是最大的屈辱，让人难以忍受。

华谊学校是所汪伪政府的学校，所以校内并没有日本特务教官驻校。

还能让人自由地喘口气。

能触动她神经的条件只有一条，就是愿意在陈颖弘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并且她能置生命于不顾。

有老师在宿舍里大谈要去根据地抗日，潘淑琴一般是不动声色。

不能随便暴露自己，考查一个人不是通过一句话两句话。

她的班里有位学生表示同情抗日，他的言论思想深受鲁迅，巴金著作的影响。

潘淑琴和他相识了有半年，一直犹豫是否要吸收他帮助抗日。

潘淑琴去他家玩，注意到家中的沙发很漂亮，在不经意间问了一句。

那人说，是亲戚送的。

这个亲戚刚从华北回来。

潘淑琴一听马上收回了要发展他的初步念头，“如果他的亲戚和日本鬼子有关系，那就麻烦了。”

潘淑琴想。

二．

上海宽阔的街道显现出少有的大气。

让潘淑琴觉得在这里一定能发挥自己学到的很多东西，信是柴倩如写来的，通知她过几天会有朋友来看望她。这是柴倩如和潘淑琴分别时留下的暗语。

参加聚会的姐妹们似乎对此也已经习惯了，她们也没有问“姐妹”都是谁，就听“姐妹”们讲了将近两个小时。

而主持会议的陈颖弘也不知道她是谁，她也不知道她们是谁。

“姐妹”成了她们的代号，而姐妹就是她们留在自己心中的代号。

陈颖弘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请来一位“姐妹”，下面就请“姐妹”为我们分享。

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了整个上海。

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日的火种不久又燃烧起来。

一个受共产党和军统双重领导的地下抗日组织正式建立。

这支地下队伍，当时叫做巾帼突击队，分布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大中城市，并分别打进了伪汪政府，军队，警察，银行，教育和协和促进会等机构内部，甚至在周围，都布下我们的力量。

他们巧妙地隐蔽者，积极地活动着，向抗日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在组织上有了一个新的发展。

一些拥护抗日的，合乎做秘密工作条件的进步知识青年被吸收进来，进一步形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地下尖兵队伍。

冷风一阵，一阵吹得正紧，马路上静寂得无一行人。

只有孤单的街灯在夜雾中闪烁着。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就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则，在街上碰到再熟悉的同志，也要装作不认识，甚至连眼睛都不能抬起来，以免引起盯梢的敌人注意。

但事过不久，她们就在别人面前说起她的不是。

原因是，有一两次她在大街上见到其中的一两位女朋友，她们想与我打招呼。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她将头转向另一边装作没看见，不搭理她们。由于她们不理解秘密工作的纪律，便认为“潘淑琴这个人非常傲慢，在路上碰到她，本想和她打招呼，可她把头一偏，理都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