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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几十年前，这里曾经旌旗遍地。无数热血男儿为了革命出生入死，无数老人、妇女，甚至是孩子也献出了宝贵生命。鲜血染红了大别山，浸润着每一寸土地，使它变得雄伟挺拔，苍青翠绿。

大别山又是一块贫穷的土地。岁月还未完全抚平战争的创伤，贫困便紧随而来。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罗田县，1986年年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就有近7万户，占全县总人口的57．8％，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植的贫困县；1989年，仍有11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许多品学兼优的孩子都因贫困失学了。戴满菊也不例外，她的心里好难过啊！可是，她不得不退学！因为她要做饭、烧水、洗衣、喂猪、收拾屋子，还要帮着大人干农活。然而，她每天都会抽空跑到山岗上站一会儿。因为，那儿有一条通往学校的山路……

一天，满菊提着一筐猪草，正吃力地往家走，刚好碰上了前来找她的张老师。她一头扎进老师的怀里，“哇”地一声哭了：“老师，我好想你！我好想读书啊！”

张老师来到满菊家，主动提出要为满菊垫付学费。满菊也“扑通”一下子跪在父母面前，哭着哀求说：“让我去读书吧！家里的活，我哪怕不睡觉也会干完的！”

满菊的父母流着眼泪点点头。

从此，满菊又回到学校读书了！每天，她天不亮就会起床，做早饭、喂猪，然后背起柴草筐上路了——学校离家有15里山路，每天上下学要走3个多小时。于是，她一边走，一边用心背着英语单词……

由于满菊的刻苦事迹，使她成为被“希望工程”救助的少年。那天，我带着来自天津的小记者高勇和北京来的小记者杨浩，去采访了戴满菊。

满菊，一个瘦小的湖北女孩，个子也就和城里三年级的孩子差不多。只见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花布旧衣，干净而合体。面对我们的到来，小姑娘清秀的脸上显得有些紧张，两只小手捏来捏去，好像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才合适。

扭头再看那两名小记者，虽说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可单独采访也是头回上阵，似乎也有点胆怯。

我坐在一旁有意不吭声，静静地等着孩子们的次采访开始……

“你……叫什么名字？”男孩头也不敢抬，半天挤出一句话。

“戴满菊。”女孩轻声地回答。

“上几年级了？”

“五年级。”

〃你家里有几口人啊？你爸爸是干什么的？〃男孩始终低着头，索性照着小本子上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一条接一条追问下去。

“快打住吧，你们也太严肃了！我们又不是在查户口。别那么紧张，随便聊嘛！”我实在憋不住，笑了起来。

三个小家伙互相看了看，好嘛！每个人鼻子上都冒出了汗珠，也都忍不住笑了。

“你用过几个书包？”杨浩随口问了一句。

“一个。”

“什么？5年就用了一个！”两个男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也忒结实了吧！书包……你哪儿买的？”杨浩好奇地问。

“不是买的，是我姑用两块花布缝的。我已经用了4年，只磨了几个小洞，我都自己用布缝好了。”

“厉害！让我猜猜，这个书包你平时不常使吧？”听口气还有些不服气呢。

“净瞎说！我天天都背着它上学，遇到下雨的时候，我就把书包藏在衣服里，紧紧贴着身子，不让雨淋着。回到家，我还会把书包放在纸盒子里。”

听了女孩的回答，两个男孩又低下头不吭气了。

“那你有几个书包呀？都是从哪儿买的？”我顺势问起了在北京城里长大的杨浩。

“N多！多得都数不清了！反正我每学期都要换新的。那些书包有妈妈买的，也有别人送的；有中国的，还有外国的呢。”

“这么多书包！那你是怎么使的呢？”我模仿着他刚才的口吻追问。

“说出来真不好意思！下雨的时候，我就把书包顶在脑袋上，当雨伞；坐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把书包塞在屁股下面，当座垫……特殊情况下，也会拿它当当沙袋。”杨浩红着脸作起了自我检讨。

“好了，还是接着你们的话题聊吧。”我可不想把这次采访变成了检讨会，所以又把“接力棒”传回他们手中。

“那……能看看你的橡皮吗？”

“我没有橡皮。”

“怎么可能？”男孩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