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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钱穆认为，快节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种高级活法。上世纪40年代，他曾说：“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下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钱穆理想的生活环境是什么呢？他说：“人类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钱穆还说：“一切物质生活全没多大深度，因此影响于全部人生的，也并不深刻。乘飞机，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并不见得坐飞机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便会发出多大变化来……若使其人终身囿于物质生活中，没有启示透发其爱美的求知的内心深处。一种无底止的向前追求，则实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无可补偿。人生只有在心灵中进展，绝不仅在物质上涂饰。”

闻一多任青岛大学教授时，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们这青岛，凡属于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

丰子恺喜欢到一些没名的、游人多不会光顾的去处赏景。他说：“我把三潭印月、岳庙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让给别人游。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是范蠡致富的秘诀，移用在欣赏上，也大得其宜。”

钱锺书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

林语堂在评价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独立性”这两大要素时，认为“自在”比“独立性”重要。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论他有怎样宽大华丽的房屋，里边总有一间他所最喜爱，实在常处的房间，而且必是一间小而朴素，不甚整齐，和暖的房间。”他尤其欣赏李笠翁的这样一段见解：“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铁路的火车上致信孙伏园说：“我并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虽然要吃，若在强迫的非吃不可的时候，也会令人不高兴起来。”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反对妹妹再嫁，说：“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上世纪40年代，学者金性尧的一个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旧式住宅卖掉，在西湖边另建别墅。金不赞成长居湖滨，这涉及他的一套对生活的理解：“我们对于一切美的欣赏，应该保持一点心理距离；如果一天到晚的对着湖光山色，则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们深切的依恋，深切的低徊，反而会感到厌倦。最好，与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遥，偶然的于一个月中，来此盘桓徜徉，方能于精神上、于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轻松的调剂，然后又依依的跟它叩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天天读李杜的诗篇，也会逐渐生厌，所谓忙里偷闲，方是真正的领略悠闲之趣。否则，便流于无聊和扯淡，变成‘几乎无事的悲剧’了。少时读宋人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至今犹觉绿叶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这样的半日之闲，才抵得上十载劳顿。”

赵景深说：“钱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过得公式化。”

钱锺书说：“心直口快的劝告，假使出诸美丽的异性朋友，如闻裂帛，如看快刀切菜，当然乐于听受。不过，照我所知，美丽的女郎，中外一例，说话无不打着圈儿拐了弯的；只有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