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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的耐克鞋有30％左右都是中国东莞一家叫做裕元工业的台商企业生产的，假定一双耐克鞋最终售价1000元人民币，裕元工业顶多能拿到100元，中间商（运输、售卖）和品牌所有者（即耐克总公司）各拿450左右。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把中国人生产的鞋子，贴上一个商标之后又卖给了中国人，赚到的钱又可以回过头来从中国进口五双同质量的鞋子，这就是说中国的裕元工业每为耐克生产一双鞋子（卖给中国人），最终还要再附送五双同等质量的鞋子给美国人穿。这样的空手套白狼的国家，物质能不极大丰富吗？美国本土保留的是产品的品牌塑造和产品设计等“虚”的层面，这些层面恰恰是需要大量大学生来完成的。

高技术、垄断性（对全球而言）和“虚”的产业保障了美国大学生的持久高就业率，这就是我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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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之谬

那么，我的解释与*的“6＋1”理论有什么异同之处呢？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看到了“虚”的层面是能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所在，没错，吸收大学生的就是“6＋1”的“6”。不同之处在于，*只停留在了表面的七个环节，错误地得出今天的国际竞争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结论。

要证明*的错误非常简单，按照他的理论，我们只要发展好“6＋1”的“6”就能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取胜，大学生就业问题就迎刃而解，而实际上，中国在　“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等六个环节早就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许多世界品牌的这六个环节都是中国人在做，除了产品设计这一环可能稍逊，其他五环中国人做的非常好。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于这六个环节本身，问题仍然在于产品（品牌），国际竞争仍然是产品的竞争，而不是所谓的产业链竞争，你只要创立了世界级的品牌，那六个环节自然而然就运作起来，如果你没有品牌，去搞这六个环节就如同“巧妇做无米之炊”。也就是说，所谓的六个环节，是围绕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去运作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品牌竞争胜利之后催生了六个环节，而不是靠六个环节本身去竞争。如果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和耐克匹敌的世界级运动品牌产品，那六个环节马上就会运作起来，大学生就业岗位就源源不断。

品牌的打造只与六个环节中的“产品设计”有关联，单靠产品设计是打造不出品牌的，品牌打造是一个综合性的庞大工程。所以说，“6”是果，而不是因，把大学生就业难归根于“6”本身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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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是治本之策

“6＋1”理论除了肤浅之外，还在于片面，仅仅设计了产业领域的大学生就业，而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是吸收大学生就业的关键领域，政府对大学生的需求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持日常运作，二是开发公共产品（包括国防产品与技术研发、制度设计、法律建设、经济政策研究等等）。大量的大学生是直接进入政府工作或者为政府打工的，国家战略和方针政策也就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我想综合考察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但政治层面只一笔带过：

其一，国家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低技术发展战略，国家对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投资严重不足，这一领域恰好是需要大学生来完成的。

其二，法制化进程。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障碍相当大，行政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法律“说话”不算，这就导致法律人才的需求大打折扣，如果我们能像美国那样，每一个人都聘请为自己长期服务的私人律师，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就业将大大增加（增加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不够用了，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就会转法律类。

其三，其他一些短期政府政策。

我们回到经济层面作为探讨的重点，毕竟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只有两类产业“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这就是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大学生就业难在于缺少这两种“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而不在于什么“6＋1”。

从高技术产业看，我们的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汽车工业、军事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没有一个能在世界上占据重要位置，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销量太小，自然就无法吸收更多的大学生来生产、研发产品。在这些方面，中国哪怕能在一个领域占据世界市场的较大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