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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美国的政策声明中经常含有“自由竞争”和“公平待遇”的词句。

这样，门户开放原则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在20　世纪初期，海约翰还觉得他曾“为中国佬办了一件大事”，但正如迈克尔？　亨特已经挖苦地指出那要，美国人实际上无视中国的利益，并纯粹由于“无知情报失实和偏见”而犯了大错。然而，中国的独立合乎美国人的心意，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公正合理的。直到最近，它还适合于弱国应享民族自决和主权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主要政治观点之一。

国务卿拜兰在19　巧年和国务卿史汀生在1931　年提出的不承认主义，是我们用以拒绝承认日本损害中国完整的一种主张，而这也只是对“完整”概念本身作出的推论。作为一项原则，不承认主义也象我们援引正义准则的其他措词一样，根本不起作用。在30　年代日本侵略的较后阶段，国务卿赫尔强调了同一思想的另一方面、即干不干涉主义。这成了他白费心力地猛烈抨击日本的一种道义武器。在1949　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但它在我们的思想上仍有某些残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求通过集体行动来执行它的对华政策。这同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拉丁美洲，我们的门罗主义不许欧洲国家和美国采取集体行动。它也同我们的欧洲政策不同，根据当时的欧洲政策，我们没有加人国际联盟，因而实际上把欧洲问题让英法两国去解决。只有在远东，我们才带头主张通过列强的协商来共同采取行动——例如通过1921　一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特别有关中国的九国公约。九国公约以扩充的形式把门户开放原则法典化了。1928　年，集体行动在理论上得到凯洛洛一白里安非战公约的支持。美国也曾派遣一名代表参加国联调查团的针对日本的集体行动，该团于1931　年毫无结果地调查了日本强占满洲的情况。在30　年代，史汀生和赫尔的外交政策一般都遵循集体的或至少是平行的行动路线，作为调动外交压力来阻止日本侵略的最好手段。这只是在孤立主义时代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仍属无效的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为采取反侵略集体行动的另一工具。我们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击退了1950　年6　月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干涉。然而，我们60　年代在越南的冒险行动，除了从南朝鲜这样一些受我们保护的国家得到帮助外，未能获得大量的集体支持。越南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我们在东亚的目标这些根本的问题。

头国利益的性质。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已经大量夹杂了想象和希望。保罗？　瓦格把它描绘为“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事实上，30　年代我们在中国和日本的金融投资大致相等。美国在华的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不到2？5　亿美元，而在日本则主要投资于债券，也略为少于2？5　亿。事实上，我们在远东的全部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5　％或6　％。而且，我们在华的金融投资只占在华外资总额的极小部分，远远小于1　/　100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外贸的情况，这方面的数字也不能证实作为我国外交政策惟一来源的经济因素决定论在发挥作用。在30　年代，日本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　％　到9　％　，而中国还不到此数的一半（即使仍把满洲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大量外贸有1　/　3　是同美国做成的，我们全部远东外贸的2/5是同日本进行的，只有大约1　/5是中国进行的。我们在华的教会投资从钱数来说约为4000万美元，但从思想感情方面的投资来说，当然要大得多。不管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元和美分甚至在商人的心目中也不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金元外交，这一事实已由多萝西？　博格对1925　一1928　年时期的研究所证明。她明显地指出，国务卿凯洛格的对华政策所依据的是一种“近乎直觉地简单反应”，而这正是20　年代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典型态度。他希望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完全独立。他要在中国的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相信那里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1927　年美国人在南京受袭击的事件发生以后，他始终拒绝采取制裁手段。另一方面，他同样抱有坚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