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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话语不多的偶像。但是，他绝不愿意这样。

因此，他总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东方华人世界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流浪者潮流。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青年流浪者们，大多玩过几年就结束流浪，开始用功读书。智力高一点的，还有可能读到孔子。一读他们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原来早在两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类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龄还在进行自我放逐，还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没有下路，没有回过故乡！

最彻底的“现代派”出现在最遥远的古代，这也许会让今天某些永远只会拿着历史年表说事的研究者们稍稍放松一点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总有一种鸿蒙的力量支撑着他。一天孔子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让匡人误认为是残害过本地的阳虎，被强暴地拽了下来，拘禁了整整五天。刚刚逃出，才几十里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场叛乱，被蒲人扣留，幸亏学生们又打斗又讲和，才勉强脱身。在最危险的时候，孔子安慰学生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说，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业不就落到我们身上了吗？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辈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还想留住斯文，那么这些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那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战场，大家几乎七天没有吃饭了，孔子还用琴声安慰着学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说：“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学生子路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不够，人家不相信我们；也许是我们的智慧不够，人家难于实行我们的主张。”

孔子不赞成，说：“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为什么伯夷、叔齐会饿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为什么比干会被杀害？”

学生子贡说：“可能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

孔子回答说：“最好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让人满意。一个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学说有序地传播，也不一定能被别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学说，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学生颜回说：“老师理想高，别人不相容，这才显出君子本色。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完善，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完善了却仍然不能被别人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

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最满意。他笑了，逗趣地说：“你这个颜家后生啊，什么时候赚了钱，我给你管账！”

说笑完了，还是饥肠辘辘。后来，幸亏学生子贡一个人潜出战地，与负函地方（今河南信阳）的守城大夫沈诸梁接上了头，才获得解救。

六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担着一个矛盾：一方面，觉得凡是君子都应该让世间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觉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间充分接受。

这个矛盾，高明如他，也无法解决；中庸如他，也无法调和。

在我看来，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为“君子”这个概念的主要创立者从一开始就把“二律背反”输入其间，使君子立即变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须承担这个矛盾。用现在的话说，一头是广泛的社会责任，一头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却在互相抵牾和撞合中构成了一个近似于周易八卦的互补涡旋。在互补中仍然互斥，虽互斥又仍然互补，就这样紧紧咬在一起，难分彼此，永远旋动。

这便是大器之成，这便是大匠之门。

单向的动机和结果，直线的行动和回报，虽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却永远形不成云谲波诡的大气象。后代总有不少文人喜欢幸灾乐祸地嘲笑孔子到处游说而被拒、到处求官而不成的狼狈，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隐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样陷于一端的孔子就不会垂范百世了。垂范百世的必定是一个强大的张力结构，而任何张力结构必须有相反方向的撑持和制衡。

在我看来，连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