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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一个奇怪的记忆。我想起了三轮自行车，我和芙颂一起上街，我们无声地看一只正在被宰杀的绵羊，然后坐车出去游玩。第二天，当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见面时我问了她这些事情。

“自行车是我和妈妈从家里带来还给你们的。”所有的事芙颂都记得比我清楚，“你哥和你用完后，你母亲在很多年前把自行车送给了我。但我也没法骑了，因为我长大了。所以我妈妈在过节那天把车带来了。”

我说：“然后一定是我母亲又把自行车拿到这里来了。现在我也想起来了，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

芙颂说：“因为是他要利口酒的。”

那次出人意料的乘车游玩，芙颂也比我记得更清楚。我想在这里叙述一下经她讲述后我想起的那次出游。那年，芙颂十二岁，我二十四岁。1969年2月27日，宰牲节的第一天。就像在每个节日的上午那样，我们都会在尼相塔什的家里请那些穿西装系领带、衣着讲究的亲戚们吃午饭。房门不时被敲响，新的客人，比如说我的小阿姨和秃头的姨父，还有他们好奇的孩子们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和新来的客人一一握手、亲吻。正当我和法特玛女士拿糖招待客人时，父亲过来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边说：“孩子们，苏雷亚舅舅又在说‘为什么没有利口酒？’，你们谁去阿拉丁的店里买一瓶薄荷、一瓶草莓利口酒回来？”

甚至在那些年里，因为父亲有时会喝多，所以母亲在过节时禁止了用银托盘和水晶酒杯招待客人喝薄荷和草莓味利口酒的习俗。母亲是为了父亲的健康作出这个决定的。但是两年前，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当苏雷亚舅舅又坚持要喝利口酒时，母亲为了让他放弃这个念头便说：“宗教节日里怎么可以喝酒！”而这又在我们那极端基马尔主义者的舅舅和我母亲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文明、欧洲和共和国的无休止的争论。

父亲从他那个装满十里拉的钱袋里拿出一个硬币说：“你俩谁去？”每次过节前父亲都会特意去银行破一些十里拉的硬币，为的是散发给过节时来亲吻他手的那些孩子、看门人和保安。

我哥哥说：“让凯末尔去！”

我说：“让奥斯曼去！”

父亲对我说：“亲爱的，还是你去吧，别告诉你妈妈……”

出门时我看见了芙颂。

“走，跟我去趟杂货店。”

那年她十二岁，只是一个腿像柴火棍、瘦弱的远房亲戚的女孩。除了那个绑在乌黑发辫上的白蝴蝶结和一身干净衣服，她身上就没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我在电梯里问了那个小女孩几个寻常的问题，这些也是多年后芙颂让我想起的：你上几年级？（初一。）上哪个学校？（尼相塔什女子高中。）以后想干什么？（无声！）

出门没走几步，我就看见在旁边那片空旷的泥地里，就在前面的那棵椴树下围了很多人，一只羊正要被宰杀。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就会想到，眼睁睁地看着羊被杀掉会对小女孩产生不良影响，那样我就绝不会让芙颂靠近那里。

11。宰牲节（2）

但是，因为好奇和没脑子，我走了过去。我们的厨师贝科里和看门人萨伊姆卷着袖管，把一头绑着腿的羊推倒在了地上。羊的旁边站着一个围着围裙、拿着一把巨大屠刀的男人，但是因为羊一直在挣扎，所以那人无从下手。嘴里冒着哈气的厨师和看门人忙活半天终于让那头羊老实了。屠夫抓着羊的鼻子和嘴巴，粗野地把它的头扭到一边，然后把长长的屠刀架到了它的脖子上。一片寂静。屠夫念道：“真主最大，真主最大。”他比画了两下，随即快速将刀捅进了羊的喉咙。屠夫抽出刀时，一股鲜红的血立刻从羊的喉咙里喷涌而出。羊还在挣扎，但人们知道它快要死了。一切都是静止的。突然吹来一阵风，风在椴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发出了呜呜的声响。屠夫把羊的头转到一边，让羊血流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坑里。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几个神情复杂的孩子、司机切廷和一个正在祷告的老人。芙颂一言不发地拽着我的袖管。羊还在不时地抽动，但那已是最后的挣扎了。用围裙把刀擦干净的屠夫，原来是那个在警察局旁边开肉店的卡泽姆卡泽姆，刚才我没认出他来。在和厨师贝科里的目光相遇时，我明白那是我们那头节前买来、在后花园里拴了一个星期的羊。

我对芙颂说：“走吧。”

我们沉默着走回到街上。难道我是因为让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惴惴不安的吗？我产生了一种罪恶感，但究其原因，我并不完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