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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指南针导向往东行进。风向一般是从北到南，吹过冰川，似乎整个旅途中风都是从我们的左边吹来的。风帽挡不住大风，于是我戴上面罩，以保护我的鼻子和左颊。即使这样，我的左眼仍然冻得整整一天睁不开，我还以为瞎了呢。埃斯文又是吹气，又是用舌头舔，总算融化了我左眼的冰冻，但我仍然有好一阵看不见东西。走出大冰川的希望渺茫。埃斯文说过，大冰川的中心地区有一个高压带，那儿方圆数千平方英里，白茫茫一片，反射着阳光。我们不在中心地带，但至少在其边缘，位于中心地带与暴风雪地带之间。暴风雪发自中心地带，狂躁暴烈，方向多变。北风带来明净晴朗的天气，但东北风或西北风却刮起大雪，或将干燥的落雪吹成明晃剌眼的云团，犹如沙暴或尘暴之类，渐渐落定。冰地上沙暴蜿蜒曲折，留下白色的天空、白色的空气，太阳隐没，阴影消失，连大冰川上的雪自身也从我们脚下消隐。

中午时分，我们停下来，切下几个冰块，搭成一堵防风墙。然后烧热冰水，泡湿一块吉西—米西干粮，喝点热水，有时候水里加少许糖。随即我们又架好挽具，继续赶路。

行进途中或者午饭期间，我们很少开口说话，因为嘴唇已经冻肿，而且一张开嘴，冷气就袭进来，伤害牙齿、喉咙和肺部。我们不得不闭紧嘴，用鼻子呼吸，至少当气温降至冰点以下华氏40—50度时是这样。气温极低时，呼吸就更困难了，呵气成冰，稍有不慎，鼻孔就会冰封，因为怕被窒息，只好大喘气，弄得肺部如刀绞般剧痛。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呼出的气立刻冰冻，发出轻微的劈里啪啦声，犹如远方的鞭炮，而且还散落亮晶晶的冰粒。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小小的雪暴。

我们拉着雪橇，一直拉到筋疲力尽，或者拉到天黑，才停下来。搭起帐篷，用楔子固定雪橇，以免它被大风刮走，然后休息过夜。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拉11到12个小时，行程12到18英里。

搭帐篷，收拾好一切，拍掉粘附在大衣上的雪等等，实在是很麻烦的事。有时候似乎大可不必劳神费力，天色已晚，寒风凛冽，人又疲倦，还不如在雪橇背风处躺进睡袋里，别去管帐篷。有些夜晚这种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时我的同伴坚持要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对他的这种谨小慎微而又武断专行，我十分怨恨。在这些时候我就恨他，这种恨直接来自蛰伏在我灵魂里的死神。我恨他以生命的名义对我强求，那些强求是粗暴、繁琐而又固执的。

一切收拾停当，我们走进帐篷，顿时感觉到加热炉散发出的热量，暖意融融，充盈帐篷，驱走严寒，我们周围洋溢着温馨。死亡与寒冷在别处，在外面。

仇恨也被留在了外面。我们吃呀、喝呀，又在饭后聊天。极度严寒时，连帐篷那良好的保暖层都不能御寒，于是我们尽量靠近火炉躺在睡袋里。帐篷

的内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一打开阀门，就有一股寒气袭进来，立刻凝固，形成旋风般雪雾，弥漫在帐篷里。在这些夜晚，风雪怒号，声如雷鸣，震得我们无法交谈，只有头挨头大声叫喊；而在另一些夜晚，却是万籁俱寂，如同星球开始形成之前，或万物毁灭之后一般死寂。

只要可能，晚饭后一个小时之内埃斯文就把火炉关小，光发射关掉，边干活边吟一小段优美的祷文。这是我唯一听到的汉达拉人的仪式语言：“赞美黑暗与未完成的造化吧。”他说，于是黑暗降临，我们睡了。第二天清晨一切又重新开始。

一连50天，天天我们都重新开始。

埃斯文坚持记日记，不过在大冰川上几周里，他只记了些当日的天气呀我们走过的路程呀。他在日记里偶尔提到他自己的思绪，或者我们的一些谈话内容。但在大冰川上头一个月期间，许多夜晚我们在饭后，睡觉前深入交谈，对此他却只字不提。我告诉他我的同胞虽然不禁止我，却不期望我在一颗显而易见的同盟星球上使用无声语言，并且要求他对他学到的东西向他的同胞保密，至少要保密到我能够与我在飞船上的同事们讨论我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为止。他同意了，而且信守诺言。对于我们之间的无声交谈，他从未谈过，也未写过。

埃斯文对我自己的文明，自己那个陌生世界兴趣盎然。然而，我能给予他的唯一东西只是心灵语言。我可以无休止地谈呀描叙呀，但是我只能给予这些。说实在的，心灵语言也许就是我们能给予冬季星最重要的东西。然而，我不能说，我违反“文化禁运法”的动机是报恩。实际上，我和埃斯文已经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有难共当，有福同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