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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起草的《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宣言》

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而童工的生活更是悲惨，“他们的康健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工人的痛苦生活“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就需要一个有力的组织，“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写到这里，《宣言》告诉读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宣言》还以崭新的姿态，第一次向工人指出他们现有的所谓“公所”、“工会组织”，是分散了工人的力量，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的，“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方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561页。

《宣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指出工人们要争取解放，争取自由，就必须打破帮派观念和对黄色工会的依赖，树立普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思想，并以极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们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召唤。

这篇不超过千字的《宣言》，犹如清新和煦的春风，使工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工人们便把它看作为自己伸冤说理的地方。

据董锄平回忆说：　“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活跃，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我们并不感到害怕。”“工人要罢工就直接来找我们。”“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宝隆医院中的护士也到劳动组合来找过我们，因为医院里的德国医生态度粗暴，欺侮她们，当时民族自尊心很强，大家要罢工反抗。这件事是通过同济大学学生罗绮园去发动她们进行斗争的，结果是胜利了，德国医生向大家道歉。”董锄平：　《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4页。

那时，能为中国人争回一点自尊，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书记部未正式成立前，其成员就介入了上海浦东英美烟厂的一次罢工斗争。

7月20日，浦东英美烟厂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张国焘、李启汉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决定参加进去，进行一次领导工人罢工的实践。于是将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作为领导罢工的临时办事处。张国焘、李启汉的介入，使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罢工坚持了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

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后，各分部的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

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党内外震动很大的事情——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被捕。这件事也在张国焘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至今仍然解不开的谜。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中旬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开始行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职责。这时，中央工作只有他和张国焘、李达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他们三人常在陈独秀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聚会，讨论当前工作。在这里，他们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时，10月4日下午2时许，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们突然包围了陈独秀的家，抓走了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家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搜去了在陈家堆放着的《新青年》杂志及一批书籍，并在陈家四周布下暗探，使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褚辅成也相继被捕。

陈独秀等人被捕后，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迅速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共商营救事宜。

马林也为营救工作四处奔走，花钱请律师、买铺保。10月5日，在马林的请求下，法国律师包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提出：　被搜到的书籍有无过激言论，还需详细查察，请求展期讯核。法庭遂判陈独秀拿出白银500两，人银交保，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