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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一句话：　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我们无法想象陈独秀在受到这样的教训时是什么样的表情，但他的内心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拉狄克使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原来还是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生，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还相当遥远、难以企及。可想而知，作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受到了怎样的打击。而这一打击是否成为影响他转为右倾的原因之一，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一打击倒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的发展似乎要证明共产国际和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确实是无比正确的。自中共二大之后，党员人数增多，组织扩大，党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但党的主要工作——工人运动，自“二七”惨案之后，却一直处于低潮，虽有零星的自发的罢工，但并未形成高潮。这一惨痛的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单独的斗争只能遭到残酷的镇压，只有联合国内一切受压迫、要革命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

在共产国际决议的启发下，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当务之急。所以，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无论他们起初对国共合作抱什么态度，这时，他们的思想基本上都倾向于拥护国际的决定。就是当初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一方面受到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影响，一方面感到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由原来的激烈反对转为同意国共合作。

事情的发展往往总是一波三折。中共与马林虽然在是否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全体党员是否都必须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

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包括工人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时过早，并公开说：　“不能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在长时间内不能用于工会宣传。”

其实，在共产国际内部，关于国共如何合作问题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维经斯基对马林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就极为不满。3月8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首先对马林提出并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共中央迁往广州一事表示反对。他写道：　“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五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接着，他对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因为“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它甚至没有利用最近的工人罢工、对工人的枪杀和对学生的镇压来开展政治宣传，吸引广大劳动人民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吴佩孚集团）的斗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3月9日，维经斯基通过苏联驻上海领事维利杰致马林信中提出：　看来您是想把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