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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1)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在面临一个重大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还是选择一些“折中”方案?笔者坚持认为,中国应该,也必须坚定地走向市场经济。本书讲述的历史和现实案例表明,自由市场体制完全有能力解决其自身产生的缺陷。市场的力量正在于此。人们不必因为市场某些暂时的缺陷而选择接受“折中”方案。那些“折中”方案无一例外地比自由市场体制更差。不仅效率更低,而且更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成长。
许多人无原则地奉行中庸立场。不管争论双方的意见是什么,他都自以为聪明地取中间立场,以为这样才能得到最优方案。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因此就产生出所谓的“中间道路”“折中方案”。
这种貌似谦逊的思考方法其实包含着极大的自负或草率。中间派自以为可以超越争论的双方,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全面地看问题。这种自信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甚至有些可笑。
谈到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时,名词掩盖了背后的真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仿佛是各有利弊的两种选择。但是,如果深入思考这两种社会体制的特点,并以统一的框架来分析,就会认识到,两种体制的区别其实在于强制程度的根本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市场交易,而在于人们的自由选择,在于强制最小化。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和行为方式,自由制定个人和企业的计划。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不在于有计划,而在于强制程度非常高。在计划经济中,制定计划的人和执行计划、承担后果的人,他们之间是强制和被强制的关系。前者强制后者,强迫后者必须接受和执行计划。
所谓的中间道路是什么呢?在强制最小化和强制极大化中间的,中间道路看来只能是中等程度的强制。我们应该接受这种中等程度的强制吗?也许不再有人把我们关进劳动营,强制我们劳动,但会有人禁止我们开办一个企业,禁止我们和别人缔结合同,或者强行从我们的收入中拿走一半甚至更多。这种看上去并不那么激烈的强制,我们可以接受或者容忍吗?
可以从道德和效率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是道德角度。某些人强制另一些人,要求后者按照前者的意志去行事。这当然并无任何道德可言。不管是基于什么目的,这都是一种恶。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恶是不可避免的。某人或某些人会首先实施强制,他们使用暴力或者欺诈,侵犯他人的权利和正当利益。为了对付这些人,社会必须保有强制的手段和力量,以制止他们的行动。这时,强制的恶是不可避免的。对抗暴力的终极有效手段是更强的暴力。这是国家这个垄断性的暴力机器存在和拥有合法地位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的强制,就都是不必要的恶了。想为这种恶找到道德上的理由,是徒劳的。
那么,效率方面的理由呢?某些强制是不是有利于效率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难以简洁明快地解释清楚。幸运(也是不幸)的是,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强制实验,人类已经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反复实验过了。实验结果十分清楚。强制越多,效率越低,社会越贫穷和落后。世界上一些最智慧的大脑,根据这些沉重的社会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令人信服的阐释。相比这些深刻的理论,那些鼓吹强制会带来效率的言论非常粗陋和蛮横,根本禁不住稍微深入一些的追问和考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作者自序(2)
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广泛合作。合作和分工创造出今日世界得以存在的生产能力和我们能够享用的生活水平。如果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比原始人更高。在这种分工协作的社会中,如果强制最小化,且仅仅用于制止其他暴力,人们之间就有机会在自愿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分工协作的所有优越性就可以显现出来了。
由于人们是自愿投入合作的,在合作中,他们就会乐于奉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既包括系统的科学性知识,也包括看上去更像信息的地方性知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商贩,却会对某产品在某时某地的价格了如指掌。如果他被迫为别人劳动,劳动结果和他个人收入无关,他就没有愿望去注意和使用这个宝贵的信息。如果他是自负盈亏的经营者,他就很愿意尽量利用这个信息,发掘其中的潜力,竭力用这个信息挣钱。他挣了钱,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意味着这个世界有了一点点的改善。无数个这种改善累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