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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事，关于这方面详细的情况传讯鲍林，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在孟德尔给托德审阅鲍林的档案时，这位新任参议员很快就断定，鲍林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曾征集过铁幕背后的签名来为他1958年请愿书壮声势。虽然这次请愿活动已过去两年，但鲍林谴责美国军国主义的言论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托德的推理，如果真要恢复核试验，就一定要表明鲍林这类人物的活动是共产党“和平攻势”的组成部分。托德对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攻击已经收到了成效，审查鲍林必将成为对这类和平团体的又一个打击，也许还有助于在选举年里增强民主党坚决反共的声望，托德批准了传讯鲍林的行动。

他并没有料到他会得到怎样的结局。

鲍林在看到这张传票后，马上就打电话给威林。第二天，威林就来到华盛顿。在鲍林居住的旅馆房间里，两个人商量了好几个小时。从传票所用的语言来看——要求鲍林出证，“就共产党人参加或者支持的禁试宣传活动，以及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阵线的活动，提供你所了解的情况”——两人一致认为，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一定会利用有关鲍林的全部档案，特别是麦卡锡在以前用过的指控材料。但在接到通知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制定一种对付的策略，而且又不清楚托德具体会问些什么，确实是一件难事。鲍林和威林以前都经历过这一类事情，两人都知道，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一个人进行政治迫害，既可以损害这个人的名誉，又用不到提供任何证据。托德使用的是钓鱼上钩的策略。如果不想成为他的战利品，唯一的办法就是反过来将他置于受攻击的地位。他们认识到暂时只能使用鲍林在护照问题上用得非常成功的战术：通过新闻媒介开展一次强有力的宣传攻势。

在预定出庭的前一天，鲍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对每位赶来的记者们说，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传讯，明显的用意是要切断公众了解核试验信息的渠道，实质上也是对人权的侵犯。这是鲍林公开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而开出的第一炮。

鲍林和威林到达听证会现场时，得知听证会将延期一天举行，理由是参议院正在开全会。他们还得到通知说，第一次听证将以行政会议的形式进行，并且不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这是在公开举行听证会以前，允许小组委员会搜集和筛选有关信息而经常采用的第一步。

鲍林和威林很快就感到，他们决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两个人心里都清楚，私下里开庭，小组委员会就可以一手操纵新闻的发布，因此就能控制舆论界，从而也就夺去了鲍林手中最为锐利的武器。他们立即与有关方面交涉，坚决要求进行公开的听证。

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读到了第二天上午《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严厉批评了托德，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政治骚扰”。小组委员会经过秘密磋商，同意听证会公开。参议院办公室新大楼的听证室大门打开了，争取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的积极分子在爱娃带领下，蜂拥而入。不管还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鲍林至少得到了对自己持同情态度的听众。

银发满头的托德击槌宣布听证会开始。首先，他要鲍林放心，表白“我们在此并无敌意，对你根本就没有敌意”，并说“我个人对你就没有恶意”，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次听证会“都不是要折磨你，或者骚扰你，或者找你的麻烦”。到此时为止，鲍林和威林的策略还是起了作用的。

接着，鲍林宣誓作证。小组委员会顾问索怀恩让会议立即进入正题。此时，鲍林为什么出现在这一场合就变得非常清楚了，索怀恩提问的中心只有一个：要是鲍林没有一个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大型组织撑腰，怎么可能征得那么多人在他向联合国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鲍林身着整洁合身的西服，彬彬有礼而又无可挑剔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几份请愿书签名人的名单？可以，尽管他没有这个义务；至于这些人的名字嘛，小组委员会应当是知道的，在联合国那里就不难搞到。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他曾发信征求签名的人的名单？愿意，而且他乐意这样做；一旦回到帕萨迪纳，找到这些人的名单，就可以提供。

他是否愿意向小组委员会提供那些帮助填写请愿书的人的姓名，还有那些签名不止一次的人的姓名？此时，鲍林迟疑了一下。“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关心曾为这次请愿服务过的人，”他说。“我担心他们也会像我在这里受到的对待那样，被传讯到这个小组委员会来接受审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