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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维生素C提高了他们生活的质量。甚至少数病例还显示了更好的疗效，病人在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后，癌肿完全消失了。听到这类趣闻式的报告，鲍林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他又继续搜寻一些以前发表过的报道，说明抗坏血酸疗法在医治其他疾病时也有一定的疗效。现在，他更加确信，大剂量维生素C“几乎对每一种病症”都可能有其一定的价值，这也是他写信给卡梅降时表达的意思。“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灵丹妙药，”他又补充道，这不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药，但是选择最佳的剂量，将有助于增强人体的组织结构和免疫系统，从而有可能战胜疾病或缓解其症状。这是一种价值很高的分子矫正型的治疗方法，它有助于克服体内遗传性缺乏抗坏血酸的现象。对患有维生素C饥饿症的动物来说，维生素C是一种补品。

鲍林相信维生素C是有效的。现在他要做的事是进行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鲁滨逊还是加州理工学院一名年轻有为的一年级新生，学的是普通化学。那时，该班的上课教师是尤格·华塞，但鲁滨逊有时也看到鲍林应邀来为学生讲课。大家对鲍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声很大，一直与美国政府作斗争。此时此刻，鲍林大步走进教室，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杆，一副堂吉诃德式化学家的模样，后面跟着他的潘沙①——华塞，上气不接下气地扛着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成了一个传奇式人物。一天，他们知道鲍林来讲课，有人就在讲台后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鲍林是上帝，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

①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着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潘沙则是他腑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忠实侍从。

鲁滨逊记得，鲍林看到了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就把“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这几个字擦去了，然后又继续讲他的课。

在场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鲁滨逊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两年以后，他找到机会在鲍林手下从事麻醉这一课题的研究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位年轻人虽然还只是一个研究生，但他已经显示出在实验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帮助鲍林进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丰年虫代替金鱼来测定麻醉的作用。为此，他得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得到鲍林的青睐。

鲁滨逊后来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物理学家马丁·卡门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卡门的记忆中，鲁滨逊是他带过的最聪明的研究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研究生院毕业时立即就被学校聘任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这里，他和鲍林又再次相逢，此时正值60年代末，鲍林来到圣地亚哥作短暂停留。在圣地亚哥分校，两人谈论起分子矫正医学的精神分裂症问题，谈论起跑林先前为寻找精神病的生化机理而对血液和尿样进行筛选最终却遭到失败的原因。两人构成了奇怪的组合：一个是年迈的理论家，另一个是年轻的实验师。两人的政治观点正好是两个极端。鲁滨逊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萨斯休斯敦，自我标榜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但是，科学超越了任何观点的分歧。鲁滨逊认为，在鲍林的精神分裂症课题中，自己懂得怎样把问题的头绪理清楚。可以采用一些非常灵敏的方法，辅之以色谱分析，对人尿那样的生物学复杂混合物中各种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和测定，并利用计算机贮存和比较从成百上千人身上测得的大量数据。鲁滨逊很高兴有机会与鲍林在一起工作，并且有志于进行有关的实验，因此，他将自己研究的重点进行了调整，以适应鲍林研究的需要。两个人在圣地亚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来了。不久，鲁滨逊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改进测定各种疾病造成的生化改变的方法。鲍林和鲁滨逊从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资助，专门用于精神分裂症尿样分析的研究课题。鲁滨逊的父母就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故世，因此，他将鲍林夫妇看作为自己父母的替身，后来成了鲍林夫妇在大苏尔牧场的常客，甚至圣诞节也是与他们在一起度过的。

当鲍林转到斯坦福大学时，鲁滨逊竟然也跟着他同行，帮助他安装日益复杂的用于尿样分析的设备。他向圣地亚哥分校请了假，着实使他的导师们感到很惊讶。1972年初，鲍林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维生素C和癌症，鲁滨逊感到鲍林交给他的建立在帕罗·阿尔托的小型临时实验室太小了——此时，已有16台气体色谱分析仪，还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机设备——因此，他和鲍林要求斯坦福大学提供更大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