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1/4 页)

驴��1941年，在重庆大后方文艺界欢迎冰心、巴金的集会上，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这时，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因病久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深居简出。但文艺界的朋友倒是不断登山造访，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冯乃超等人，他们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浓荫下，望着如带的嘉陵江，畅谈国事、家事和文艺。他们第一次在歌乐山相聚几天后，老舍给冰心送来了郭沫若赠送的写有一首五律的条幅：

怪道新词少，

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

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

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

贞静立山头。

这首诗，写的正是那时的冰心。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她以“男士”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十六篇散文《关于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她的“殷殷家国忧”的爱国主义热忱。

《关于女人》书稿的成书经过，冰心说，1940年，“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关于女人》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除了“对付”朋友和“写滑了手”的原因外，还因为“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这当然是一些原因，但就“作家”而言，毕竟考虑了社会的因素——她发现“女人的确可怜”。对于女人，她是有自己深挚的感情的。1943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我对于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还说，上帝创造了女人，“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厂，一架'爱'的机器。不必说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带上个'女'字，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在冰心以男性的语气对于女人的谈论中，我们又在她的思想深处，清楚地看到了'母爱'的注释。

在四川，那段难忘的生活，使她了解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事实，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她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回忆说，在大西南的昆明和重庆，尤其是在重庆，经验使她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

1946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吴文藻教授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同当时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有着密切的来往。1949年，应日本著名文学家——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中国新文学系主任、冰心著作译者仓石武四郎的邀请，她在该校开设中国文学课程，成为女性进入东京大学担任教授之职的第一人。

冰心来到东京的第二年，多难的祖国，又被推入内战的火海。她好像也置身于战火，心清惶惶，为祖国痛苦着，创作的心绪像遇霜的秋叶，逐日枯萎。人的信仰，像一座雄伟的建筑，并非一日所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建成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所获得的信任和希望之焰，在日本更加燃烧起来。她从香港朋友那里秘密地弄到几本革命著作。有时跑到海边，靠着岩石，任凭浪花溅湿衣裳，潜心阅读，并“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冰心说：“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觉得，祖国和人民真正有了光明，她那逐渐形成的理想，也有了具体的寄托。

作家是思想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啊！但是冰心一家要从日本回国并非容易。冰心说：“我们是解放后1951年回来的，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想回来，但是回不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车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后来正好美国的耶鲁大学要请我们去，我们就拿耶鲁的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