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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丁玲接替钱杏chen的工作，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

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丁玲穿起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开展工人通讯运动，她还到“大世界”旧书摊做社会调查。

为工农代言

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工农大众的接触，开阔了丁玲的眼界。她不再只关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表达他们的苦闷和追求，她的渴望又产生了新的飞跃，那些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成为她更为关注的对象，她描写他们的苦难和斗争，表现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和成长。那些故事也不再只是发生在学校、家庭、书斋，表现个人之间感情上的纠纷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此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丁玲，用她成批的优秀作品自觉地参加到人民斗争的行列，为文坛带来新的气息。这时期的作品有《田家冲》、《水》、《法网》、《某夜》、《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奔》等十几个短篇小说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

中篇小说《水》是丁玲创作转换方向和内容的重要标志，她的发表正如茅盾所说：“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茅盾：《女作家丁玲》）这在整个文坛都有重要意义。

丁玲本打算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传记体长篇小说《母亲》，描写湖南小城市和村镇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直到农村土地运动几十年中几家豪绅地主的没落变迁和多种人物的发展变化。1932年丁玲写完小说的一部分，发表在6至7月份的《大陆新闻》上，但不到十天，刊物被迫停刊。这年9月，丁玲又应约继续写作，她改变原订计划，准备写成三部曲，分三部出版，但没能完成计划，她就被捕了。已经发表的八九万字的《母亲》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年轻的寡妇遭遇的层层苦痛和压迫以及她冲出封建大家庭，走向自立的觉醒与反抗的过程。

丁玲在创作上实践着革命文艺的方向，这和她的文艺观是密切相关的。

1932年1月20日她写了《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论文，发表在这一年的《北斗》二卷一期上（后收入《丁玲选集》改题为《关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论文明确表示了她的十点意见，即“不要太欢喜写一个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又追求又幻灭的无用的人，我们可以跨过前去，而不必关心他们，因为这是值不得在他们身上卖力的；不要凭空想写一个英雄似的工人或农人，因为不合社会的事实；用大众作主人，不要把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从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不要用已经用泛了的形容词，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说；不要好名，虚荣是有损前进的……”

丁玲经过艰苦的跋涉，爬过了一个高度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丁玲在变，她所理解的人，体会的人，她所写的人也在变，现在的“丁玲”离过去的“丁玲”越来越远了。她现在作品中的工农大众与过去作品中苦闷的知识分子不是也离得越来越远了吗？丁玲终于创作出了新小说，成为新作家。

关于这段创作，丁玲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小城镇，对下层工人、农民并不十分熟悉，我写他们，拿他们作主人公，但却是想象出来的。《水》里的农民，没有血也没有肉，它之所以有影响，不是因为写得好得很，而是题材的问题。《水》突破了一般作家喜欢写的个人苦闷等等，我真正写得有血有肉，是在到延安以后……”丁玲分析她这段创作的局限是客观的、正确的。那时期，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丁玲无法彻底地深入到工农生活与斗争之中，尽管她的心灵承担着千千万万工农的苦乐，有强烈表现他们的愿望，但缺乏工农生活与斗争的真情实感，因而作品中有的人物存在着概念化的现象。可贵的是丁玲仍然在继续前行，在困难、动乱和惊险中，她像一团火一样充满了热情。

丁玲多次躲过特务的盯梢抓捕，有一次她到湖风书店，还未走进，里面已坐满特务，在浇板工人的保护下，她才得以脱身。

在丁玲的社会活动和创作再要向前突进的时候，反动派对丁玲的存在不能容忍了，他们又一次向她恶狠狠地扑来。

1933年5月14日，丁玲离开正风学院，一路上满脑子装着文学座谈会上热烈的发言，而一群国民党特务正在她家等着她。

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丁玲，押往南京，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激起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慨。左联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