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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李德公，待遇优厚的中学教师，那里不如一个稍息立正的小排长呢？‘啊，’他说，‘我是个职业军人，自当在军中求出路嘛。’我又问他为何一定要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李公说，他们那批‘小排骨’，还管什么‘皇帝不皇帝？共和不共和？’，反正当军人就要打仗就是了。这是护国军中的‘小排骨’当时对内战的观念。我想当时在袁军之中的‘小排骨们’，思想也不会是两样的。‘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则他们之下的‘两脚规’（画圆圈用的小仪器通称圆规，或两脚规，因其造型颇像出操的小士兵。故被排骨们当作小兵的代名词）对内战的认识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释了。语云一将成功万骨枯，枯的都是这些‘小排骨’、‘小两脚规’；啥共和？啥帝制？他们死掉做鬼也不关心啊。当年我替李公写‘口述自传’，我劝他对护国战争这段经历，团长以上的大战略，少谈不为过。‘炒排骨的故事’则多多益善，因为那才是一般历史家所不知道的，也不屑知道的护国战争中真正的历史啊！【读者可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的六、七两章。】

护国第三军也有四至六个支队，由唐继尧指挥，留守云南基地。

三军无主的护国战争

护国风气一出，兵来将挡，袁政府也立拨曹锟、张敬尧两军和冯玉祥一旅入川抵御。其实蔡锷这区区数千之众，间关千里，翻山越岭而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对付蔡锷，袁军毋须作战，只要据险防守数月，蔡军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饿也饿死了，会不战自溃也。

原来蔡锷犯蜀这个计画，是他们梁蔡师徒远在天津便已拟定了的。他们原意本是在控制云南之后，用云南全部军力民力，倾巢而出，一举占领四川全省。然后再发动四川全部军民力量，北出祈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把老袁小袁一举打垮。他师徒这项战略，原甚周详，谁知它第一步（占领云南的计画），就未能实现。这计画只是一个湖南佬和一个广东佬，一厢情愿所拟订的。在这区域主义已迅速抬头的中华民国里，其难于执行，是不待蓍龟的（且看今日台湾）。如今蔡锷以数千羸卒，裹二月之粮，北犯巴蜀万重之山，意欲何为？蜀人纵开门揖盗，你数千烂兵，又能盗得几许？所以蔡锷伐蜀的关键便是唐继尧的大力后援，谁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他二人的关系何以一寒至此？卫唐卫蔡之士，一百年来就各为其主了。

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但我们大致可以说，两方皆在闹情绪；皆为情绪所累。也不会太错。君不见他们护国三军之中，竟然没个主帅。三军函电来往，悉用‘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绝对平等之谓也。这在自号‘东大陆主人’的唐氏看来，云南是吾土吾民，尔等远来就食，自当客随主便，反帝抗袁，总应以我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还要骑我头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济，磕头来请。可是从蔡锷立场来看，哼，尔唐蓂赓之有今日，不知饮水思源，还要恩将仇报哉【见上节故事】？嗟来之食，丈夫不屑；反主为奴，焉有此理？何况反帝抗袁是为全民伸张正义，为此反要丧志辱身，服侍小人，情何以堪？朋友，读者，你说他二人都对？都不对？总之，他二人这样一闹情绪就三军无主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军事史上，哪一支军队，没个上级呢？有之，就是这三支护国大军了。虽然他们后来于民五五月初旬【见下表】也在肇庆组了一个‘两广都师令部’，选岑春煊为都师令司梁启超为都参谋，企图先把两广的护国军统一起来。接着又设立了一个‘护国军军务院’，选唐继尧为抚军长，这显然又是梁启超这个聪明人，亡羊补牢的办法，然为时已晚；这个新建制，徒徒把中华民国政府，一分为二，搞出个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府’来，它本身未发生任何作用，中国近代史就进入‘后袁世凯时代’军阀乱政的阶段了。

以上所述，只是举一个当国者的情绪影响行为，行为又影响政治的小例子。更大的问题还多着呢。本篇限于篇幅，就不能继续追根了。

泡沫战争的顺利收场

所以蔡锷的伐蜀实在是个泡沫战争，脆弱之极，所好的他底对方也是如此。曹锟、张敬尧、冯玉祥，乃至其他的袁党中人，如湖南的汤芗铭、四川的阵宦、陜西的陈树藩也是如此。他们何厚于帝制？又何薄于共和呢？对他们来说，生存（survival）才是真理。例如汤芗铭这个湖北人做了湖南将军，为着报效袁公，他在湖南乱杀民党，如今湖南人要向他收复失地，讨回公道，袁党又无法保护他，那么汤氏的自全之道，就只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