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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工作在莫斯科的外国专家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在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有专家小组帮助叶·盖达尔的工作，在阿·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委员会，还存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小组（超过100人）。尽管从形式上来讲他们的身份不过是顾问和咨询专家，但实际所起作用要大得多。仿效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部不署名的工作风格，一些外国专家小组成员参与制订规则、指示，甚至还帮助起草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草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事实是，从1991年12月到1993年3月，来自西方国家的主要顾问的办公室都设在了老广场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

安德斯·奥斯隆德，这位20世纪80年代曾在瑞典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并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系复杂的人在自己后来出版的一本书里写道：“这让我这个老苏联问题专家印象深刻。”　他不仅感觉自己寻找到了自尊，而且还在莫斯科成了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只是到了1993年4月，外国专家办公室才从这里搬到名气稍小些的、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这些专家在很多方面的作用不小，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是杰弗里·萨克斯，他曾担任过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的经济顾问。到1994～1995年，大部分外国专家才开始离开莫斯科。

对于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在莫斯科的工作，这些西方专家后来有多种多样的评价。杰弗里·萨克斯对于自己的名字和俄罗斯的改革命运紧密相连表示遗憾，他本人对改革成果评价很低。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施行的全部政策都遭到了失败，甚至而言，在俄罗斯遭受的失败要比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更显而易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败相比，安德斯·奥斯隆德为自己曾经在莫斯科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他确信，没有他的帮助，俄罗斯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改造的主要目标也不能成功实现。

从1995年夏开始，尽管还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每年来俄罗斯2～3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但俄罗斯政府事实上已经开始习惯在没有常驻莫斯科的外国顾问们帮助下工作。恰恰是根据这些专家的建议，许多滨海地区的煤矿因为亏损被关闭，其后果是，几千个矿工失业，他们的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滨海边疆区发生了十分严重的能源危机。

根据丘拜斯的提议，俄罗斯在1996年初邀请了美国选举事务专家小组前来莫斯科，寻求他们对叶利钦竞选连任第二届总统的帮助。1997年，阿纳托利·丘拜斯就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后，又再次邀请哈佛大学的专家小组来到莫斯科为他提供帮助和支持。这些人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危机令那些眼睛曾经一直盯住西方的大多数自由派改革家惊慌失措。政府智囊团的专家们以及媒体已经不再将波兰和美国作为仿效的范例，而是开始向遥远的拉丁美洲学习，首先是智利和阿根廷。

1998年9月，几家俄罗斯报纸的观察家前去智利，向已经退休的、在太平洋海岸豪华别墅里平静地过着日子的独裁者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取经。不过，他们对阿根廷的浓厚兴趣则保持得更加长久。1998年秋天，在俄罗斯许多报刊杂志上都可以看到标题为“阿根廷在帮助我们”的文章。应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个人的书面邀请，阿根廷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多明戈·卡瓦略来到了莫斯科。

在信中，切尔诺梅尔金将卡瓦略称为“现代经济思想之父”。卡瓦略为切尔诺梅尔金及政府中的其他代理部长们提供了一个星期的咨询，并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不过，他也坦率地承认，他对俄罗斯的国情知之甚少，并明确表示他不准备提供任何具体建议。

在那时，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多明戈·卡瓦略看作是能够为俄罗斯创造奇迹的上帝。但是“阿根廷奇迹”成了海市蜃楼。在2001年底，这个气泡被戳破了。城市中，到处是激动不安的人群；多明戈·卡瓦略逃之夭夭；在一个月时间里，走马灯似地有5位政治家登上了总统宝座；国家实施了紧急状态——所有这一切都让俄罗斯报刊杂志感到震惊，它们不情愿地向自己和读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是俄罗斯采纳自由主义主张，借鉴阿根廷整顿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经验，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鲍里斯·叶利钦准备支持任何一种新的“休克疗法”模式。

幸运的是，随着普里马科夫入主白宫，俄罗斯政府对外国模式和“最高权威”的浓厚兴趣迅速消失，尽管，这时仍旧有一些政论家继续鼓吹俄罗斯要搞“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