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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现实丝毫没有改变。

孙中山在目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屡屡毁法行为之后醒悟到，宪法要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如只有白纸黑字，民权决不能得到保障。他的下面这段话说到了问题的实质：“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可转移也。”　＇蒋碧昆《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137页，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因此，我认为中国历史自从1957年以后走上弯路，决非毛泽东一人的责任，肯定有一大批推动者。例如，在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希望对他搞个人崇拜。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便表态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樊天顺等主编的《国史通鉴》第二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领袖怎能独善其身。特别是我们党是一个主要由工农干部组成的党，文化知识缺少，民主法制知识缺少，观念薄弱，不要说普通的干部，就连高级干部和领袖们也缺少民主的习惯和法治意识。例如，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　＇项淳一《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见《中国法学》1991年第四期。＇

也就是在这种情势的主导下，中国一步步走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达到顶峰，人身迫害也达到了顶峰。中国人的国民待遇有的被卷上浪尖，有的被抛入深渊。1966年春节后，我从蓬莱九中转入济南山东师范学院附中，没多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象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各种人的命运在这场龙卷风中剧烈地旋转。

大约是1966年深秋的一天，忽然听同学们说何田副校长在学校外的一棵小树上吊死了。听后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位多么慈祥可爱的人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转入附中时，妈妈是怎样领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话的。这样一位慈祥和蔼的人怎么能成为反革命？我至今痛惜何田校长的死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敬爱的人惨死，第一次心灵上感到了哀伤。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不知剥夺了多少人生的待遇。

还记得有一天，一位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边上。有一个学生走上前去，照着这位50多岁的老师胸口就是狠狠的一拳。象这样的拳击，这位老师每天不知要经受多少。

大约到了1967年，学校里的一些学生打老师已成了习惯。有一天，我看见两个学生溜进学校的教研室，解下腰间的皮带，对屋里两个老师就是一顿抽打。当时我只是感到这些人的心真狠。今天更多地是猜想被打老师当时心情，他们从心灵上是怎么承受着这样的人格侮辱和肉体虐待？

一种文明和民主的习惯是要培养的。如果都是按野蛮办事，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形成相互野蛮。一旦被侮辱被虐待过的人得到机会，他们也会按社会共同的模式报复敌人。这样的社会是难以进步的。

当时的中国没有人格尊严的概念，对人说批就批，说斗就斗。记得1970年左右在济南456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车间分配给我一项任务，对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人进行监管，实际上就是每天陪着他上厕所，掏大粪。此人是一名大学生技术员，30岁左右，因为曾在文革中造过走资派的反，就被军宣队划为另类，实行厂内劳动改造。

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车间里的一位老技术员。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从未聊过天，从未说过一句与工作无关的话。他从不苟言笑，每天都是一副忙碌和严肃的表情。所有的人都很尊重他。当时试制的硝油炸药和TNT炸药都由他来指挥。后来听说他原来是工厂的副厂长，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便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但由于是一名技术权威，生产上离不了他，所以在文革中总算没受多大的罪。但是从他的抑郁、平和之中，我总是感觉出一些压抑和沉闷。这就是当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国民待遇。

阶级斗争残酷就不必再重复了。经济领域的极左思潮在70年代上半期达到了及至。记得1976年，全国掀起了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各个城市都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派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