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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

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

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

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

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

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

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

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

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

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

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

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

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

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力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

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

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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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

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

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

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

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

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

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

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

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

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

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

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

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