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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鲁迅知道，这完全是布置好的局势，对黄源搞“缺席裁判”，什么请吃饭，分明是“吃讲茶”！鲁迅连饭也不吃一口，放下筷子就走。临走时，他告诉茅盾，请他约黎烈文次日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茅盾和黎烈文如约前来，坐下不久，鲁迅从衣袋里取出他已签了字的《译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说：“晚饭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谈过了吧？”茅盾回答说谈过，鲁迅接着说：“我在这里不谈了。《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他随手指了指桌面上的合同，又说：“这样，合同不算数了。”他拿起合同，随即撕成纸条，说：“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两人表示同意，他便对茅盾说：“请沈先生通知生活书店。完了。” 鲁迅要黄源签署合同的提议，打乱了生活书店的计划。由邹韬奋亲自安置在书店里执理事务的胡愈之当面斥责黄源，并且批评鲁迅，说他在新亚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最后提出要鲁迅收回成命，由黄源亲自转达这个决定。几天过后，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其间有过郑振铎的斡旋，然而无效，《译文》的事情结束了。 十天后，鲁迅写信给萧军，述及《译文》停刊一事：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得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在他的百般努力之下，《译文》后来终于复活。他所译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原来交《世界文库》连载，为了对读者负责，他不想因对生活书店的不满而中止。但等《译文》复刊以后，他便将《死魂灵》第二部转交《译文》发表，并写信给郑振铎，声明原来连载的部分不再汇印，而且，在可能有的出书预告上也得除去他的名字。这等于宣告，他和他们已经完全决裂了。 在政治高压之下，在叭儿和同人的夹击中，鲁迅横站着艰难对付各路的明枪暗箭。他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包括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等在内的《奴隶丛书》；在写作方面，更多地从事文化批判，后来则愈来愈偏向于“文史”，绕到问题——尤其是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文化，以及知识阶级自身的问题——的背后，做“刨祖坟”的工作。继《花边文学》之后，《且介亭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都较为集中地编入了这类文字。  ＇返回目录＇  
救亡与启蒙（8）
其中，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很富于进攻的性质。所谓“两三件事”，是指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通过民间祭火神的习俗描写，表明权威和压迫不可能完全征服人心，同时权势者也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为了刨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老根，鲁迅搜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笔记、野史、禁书和档案等，边读边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狱史反照现实。 《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都写奴才文人，他们忠而获咎，以致惨死，根究起来都因为“隔膜”：不了解主奴有着严格的区分，为奴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文中对乾隆一类“英主”的统治心态有着很细致的披露：“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是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