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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中央级的新闻报道。这份杂志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办的，规格也确实很高。但我并不高兴，因为没有我的名字，才两句话不到20字，这能算文章吗？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把它当回事。虽然文章不像文章，但作为一个团级单位能够在总部的刊物上露露脸也确实不容易。

那时每个部队对新闻报道工作都抓得很紧，团以上单位都有硬指标，评比奖罚细则很到位。比如，电台广播稿播音员念一次就完了，很难查证。所以所有发表的稿件要以邮局寄来的稿费汇款单为凭证。我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这样1元2元的稿费凭证。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在《解放军报》上发一篇稿，就可以立三等功，战士可以直接提拔为干部，所以大家写稿投稿的热情非常高。当时的军队也和地方一样，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很有生气，领导们既想通过新闻报道反映自己的工作，也想通过新闻报道鼓舞士气，激励工作。据说有位师政委，发动全师官兵写稿，装了几麻袋文章，还装了几卡车的大米、食用油和土特产，派宣传科科长送到报社，让记者编辑老总感动了好几年，这个师的新闻报道工作自然很出色。

这样的环境，为各路秀才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各种平台和晋升机会。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在部队发展要耍好“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这样，我那篇没有名字的新闻稿，不仅为团里争了光，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团新闻报道排在全师第一；师里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师新闻报道排在全军第一，为此，师团都给我发了新闻报道一等奖，大家心照不宣，我也装傻半推半就。

写《拔“钉子”》这篇文章时，我已调到师司令部作训科任参谋了。这篇文章是与科里另一位参谋章新文合作的。那时，章新文是科里的内勤，安徽人，很内秀，有文字功底，语法词汇、谋篇布局已很有研究，如对“的”和“地”的用法，他就有很精辟的说法：“的”的后面一般是跟名词，“地”的后面一般是跟动词。而这些却是我的弱项，我的强项是想法多、观点多。

科长陈光运是个湖北人，他的学术能力在全军已小有名气了。陈光运对全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抓得很紧很细，经常把我们召到一起传授写作和研究的技巧，还给我们讲解错字别字。他把我与章新文撮合一起搞研究写文章可谓用心良苦，那时叫互补，现在叫双赢。

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邓时发，是陈光运的老乡，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文章经陈光运润色推荐很顺利地发表了，“庖丁解牛”这个成语就是他给我们加上去的。后来，我还专程到南京军区陆军学校求教过邓时发，这是一位很好的编辑，编发过我12篇学术文章。1985年军队百万大裁军时，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保留南京军区名称，而南京军区陆军学校并入福州军区的南昌陆军学校，这份学术刊物也停办了，邓时发选择了转业，他回武汉联系工作时给我打过电话，当时我已调成都军区工作，也没有能力为他尽一份力，至今感到很愦憾，一晃20年了，再也没有联系过。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华士咏，他是我们2师出去的，曾在人民前线报社总编办公室工作。我在登稿无门的情况下，斗胆给他去了封长信，居然感动了他，一次他值夜班时，竟然在马上要制版的报纸中插进去了我的第一篇独立报道并署名的新闻稿：《新兵一班考核夺魁》。虽然文章极短，正文加上标题、标点符号和署名才64个字符，稿费仅1元，但对我的激励是很大的，这一天是1982年12月7日。报纸与杂志的影响力是两个等量级的，杂志的受众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学术杂志的辐射更小，报纸辐射的面要广阔得多。很多人是从这篇小稿开始认识我的，知道我会写写文章，在团里也算个“笔杆子”、小秀才了。

《拔“钉子”》和《夺魁》两篇文章发表后，一发不可收了，从1983年到1985年，在全国报刊上又发表了72篇文章。

专栏作者

那几年，我们军搞学术研究的风头很劲，从军长到战士，人人动手，我们作训科也订有指标，并向师司令部作了保证：每年人人要见报。这就很难，科里有位参谋余敬军，步兵五大技术很好，但文字细胞少得可怜，要他独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实在比登天还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提高干部的写作和研究能力，更要加强与报社的联系。为此，陈光运到北京的解放军报社学习了半年回来后，便又派我去南京的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学习，那是1982年8月的事。

我学习的那个科是报社的军事科，科长李赞廷是位河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