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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袁世凯的在位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关注的时政焦点，也是南北和谈争执的焦点。5月8日，各倒袁独立省份的军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这些充分说明南方军政府是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坚持袁必须退位的。而北方则以冯国璋等为代表主张仍保留袁的总统名位。如4月17日，冯国璋和张勋就提出“调和时局，承认袁仍为大总统”的主张。4月25日，冯国璋又通电北方各省，主张先议定解决时局办法，作为南北和议的依据，于是便有北方未独立各省代表23人参加的南京会议。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5）

南京会议名义上是在讨论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的政局，实际上则是冯国璋联合张勋、倪嗣冲发起的为发展自己的第三势力的动员会，然张勋、倪嗣冲又各有异图（一个阴谋复辟；一个致力于匡复洪宪王朝），所以会议的命运自然不言而喻。

扼守江苏的冯国璋，在洪宪帝制时期的角色，与二次革命时期的黎元洪颇为类似，都具有关键性地位。黎元洪支持袁世凯，有助于袁制胜国民党；冯国璋消极反袁，则促成帝制失败。最初，护国军曾经运动冯国璋起兵讨袁，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冯拥有雄厚的兵力，权倾一时。

阎锡山是很注重实力的。他看到，冯国璋实力雄厚，于是在来往举止上均顺冯而行。当他接获冯、张4月17日发出以“拥袁”为条件的调停时局办法后，即于4月20日复电，表示赞同：

巧电敬悉。承示所拟办法大纲八条，力息纷争，奠安全局，硕画卓议，极表赞同。我公中流砥柱，挽回危运，私心佩仰，莫可名言。既得徐、段、黎、王、蔡诸公同意，南北融洽，能一致进行，以巩国家。即请我公主拟电文入告，附列贱名，无任企祷。阎锡山。

在南京会议尚处筹备时，阎锡山于5月10日复电冯、张等，同意派遣崔廷献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之初，与会代表多数主张袁世凯退位，但是坚决拥袁的倪嗣冲，竟然亲率卫队赴南京示威，致使主袁退位的言论立趋弱萎。在第二次会议（19日）上，崔廷献代表阎锡山，向与会者说明山西对时局问题所遵行的原则是：一、保持地方治安；二、服从南京会议公决办法。　会议进行时，由于三巨头冯、张、倪在袁退位问题上意见不一，于是于24日通电未独立各省，请就是否“降顺南省，斥逐元首”与“固结团体，挽留元首”两种立场，择一表态。阎锡山见此电文后于25日复电，表示“固结团体，挽留元首，拘定宗旨，始终不移。已电知敝处代表崔廷献，坚守此意，绝无游移”。　就在南北双方各省为袁世凯在位问题激烈争论的时候，袁世凯因焦劳羞愤，已病入膏肓，及至听说川湘独立，更怒不可遏，加重病情，遂在6月6日死去。在位问题终获自然解决。

从袁世凯酝酿帝制，到帝制自为，再到撤销帝制，复到饮骂死去的近一年时间里，阎锡山基本采取了肆允的态度。那么他为何采取如是态度？阎在《早年*》中以“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们的处境与观感”为题，作了冗长的解释：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