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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什么‘大民主’的产物，而是红卫兵的狂热表现。”——这里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显然有现实的针对性：1980年代初确实有人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来否定民主；但它的意义也许是更长远的，因为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例如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又有人会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理想化，从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里所说的“文革”的本质。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常常被忽视”的事实：“‘文革’是一场被错误路线引入歧途的群众运动，但是，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火花。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这一代人是不会遗忘的：一位竞选人就明确地将“遇罗克”视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无论在当时，以及以后，总有一种力量试图借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来掩盖、抹杀这些先驱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80年的竞选者在竞选运动中发出的声音，看作是“拒绝遗忘”的最初呼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另一位竞选人则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种同样带有批判性的分析，认为这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以后也不断有人对“文革”作出类似的分析和评价：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现象。

他的观点有几个要点。首先他认定，中国需要一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指出，“四九年革命解决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务，建立了公有制的形式（仅仅是形式），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革命。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为了保证公有制形式实质的统一，就必须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无疑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期待，在被问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作了这样的回答：“毛主席确实在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只能通过他的言行。1965年毛主席就提出‘官僚主义者阶层’的概念。他从苏联的镜子中也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险”，“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毛主席有个人动机的可能，但不认为这是主要的”。

但论者所想要强调的是，由于毛泽东“用一种落后的思想去指导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在所写的《怎样评价毛泽东》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看到正在形成官僚阶级，“但是他仅仅是说出了一个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导致这个阶级产生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而只是把它解释成为一伙变了质的坏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四清’、‘文化大革命’成了整人运动”。这样的“不触及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整人运动”，大概就是论者所说的“落后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论者也这样指出，毛泽东企图“用清洗基层干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四清’运动自上而下地清洗干部，‘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清洗干部，结果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

如前所说，在竞选人和他的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有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本应该成为这样的革命，却因为毛泽东不肯触动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整人运动而失败；这就意味着“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帖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

不能遗忘的思想遗产（6）

这表明，那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是心怀警戒的。而且他们在“革命”与“改革”（改良）问题上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回答“我国应该进行改革还是革命？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改革还是革命？”的提问时，回答是明确的：“我们不但要考虑‘应不应该’，而且要考虑‘可不可能’。我国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