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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毛泽东开门见山：炳南同志，上一回你说的多，我说的少。想了两天，有些意见还是要发表出来，供你参考。

毛泽东提示的要点多在与美接触时的策略方法上面。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你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言者谆谆。

闻者诺诺。

若干年后，王炳南回忆：毛主席的一篇教诲，反映了他对美外交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同美国斗争，不等于一见面就要攻击、骂娘、吵架，还要讲求方法，学会依理做工作，争取美国的民意民心。在同美国尖锐对立的时代，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理智的。没有这样一个高瞻远瞩的外交工作大思路，就很难有七十年代的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

9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国解放固有领土台湾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应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同时也表示，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当天，美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欢迎周总理的建议，美国大使级代表准备“随时”同中方代表举行会谈。

香港传媒评述：“美国同意恢复双边大使级会商，是预料中事。然美国如此迅速作出反应，赞同中方建议，又实属罕见。给人以美国早在期盼、等待、更加急切的印象。”

台海风微浪小，中美摆谱罢谈；台海狂风巨浪，双方愈是要谈。这恰是1958年中美外交关系的一个特点。似乎可以证明，只有当外部环境形成危机性的压力时，中美间才会产生出相互接近接触的内在动力。当然这种内力还远非发自改善关系的愿望，而是源于各自利益和共同利害的需要。

2

9月10日，王炳南离京。

当日没有飞苏联的班机，周恩来连夜打电话亲自联系安排，调来一架专机送王炳南到伊尔库次克，然后换乘苏联飞机赴华沙。

临行前夕，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

炳南同志：

现将发言要点（草稿）打送给你。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

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见记者的谈话，这种可能是

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

方案，而将其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

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

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

如第一次会谈为纯技术性事务作安排，双方只作一般接触，则发言要

点第一段稍加发展，可作你在第一次会谈时的底稿。

如何，请酌办。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怀揣锦囊，踏上征程的王炳南感到心中愈加坚实有底。

王炳南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但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他的外交生涯便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交往，并非始自它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后，而是于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所接触。

1938年，为了适应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在重庆，小组的工作任务是争取国际援助，重点对象为美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王炳南小组广泛联络，深交朋友，工作活跃而富有成效，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交往频繁，同戴维斯、谢伟思兄弟等美国使馆一批年轻的外交官，结为好友，并同富有正义感、诚实直言的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友好的关系。王炳南的得意之笔是，外事组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打破国民党封锁、组织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实现了以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长驻延安。他们向世界大量报道了受到人民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向美国政府正确报告了中国局势，反映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气得蒋介石大发雷霆，臭骂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竟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怒气冲冲写了个条子给国民党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