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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施鲁斯伯里时，查理就已开始给一些病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看病：他对每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一切病症都记载下来，并且读给父亲听，父亲让他对病人再作一些检查，告诉他下什么样的药，然后由查理自己去配制。在查理那里，有时会同时有十二个病人，于是父亲发觉，查理就象他本人那样也善于博得病人的信任。他之所以设法把儿子送进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学习，是希望儿子将来能踏着父亲和祖父的足迹走，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伊拉司马斯和查理来到爱丁堡，租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住所：两个明亮的房间做卧室（他写信告诉父亲说，这样明亮的房间在这里是很少有的，因为这里的房间通常都是些“没有空气和光线的小洞穴”），另一间做客厅。他很喜欢这个城市。

查理办完了一切入学手续，报了如下一些课程：医学、化学、解剖学、临床课和外科学；他领了皇家医院实习证和大学图书证，后来他和哥哥都成了图书馆的经常的读者。

但大学的授课情况也使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课都是“极其枯燥的”。他对讲授医学课的邓肯常提出特别激烈的批评。他在自传里写道：“一想起在冬季早晨八点钟开始的脑膜治疗课，至今还有些可怕”。讲授人体解剖学的是亚历山大·门罗“第三”，他没有保持住在他之前由他的父亲和祖父讲授这门课程时所赢得的好名声。达尔文在对自己没有努力学习解剖表示遗憾时说：“他讲授的人体解剖，同他本人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这一门课程使我感到厌恶”；因为要是能学好这门课程那是会更有好处的。达尔文经常到医院门诊去实习。至于外科学。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曾参加过两次危险的手术，但由于不忍目睹痛苦的场面，没等手术做完就跑掉了，因为这时还没有使用哥罗芳①。他唯一喜欢的课程是霍普的化学课。

①哥罗芳是一种麻醉剂。——译者注

在大学的第二年，达尔文又报了产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这三门课。关于他前两门课的学习情况，我们毫无所知；至于自然史这门课，我们已经知道他很早就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当时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自然史的教授是岁伯特·詹姆逊。他的这门专业课包括动物学和地质学。他主要研究矿物学、海洋动物学和鸟类。此外他还出版讨论一般科学问题的《爱丁堡哲学杂志》和《新哲学杂志》。他的功绩还在于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极好的搜集品，这个博物馆当时被认为是第二个英国博物馆，仅次于伦敦英国博物馆。在地质学方面，詹姆逊所持的是著名的岩石水成论者魏尔纳①那些极端的、早已过时的观点。

詹姆逊通过讲课，通过他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和他对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博物馆的兴趣，博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如伊·福勃斯这样一位大博物学家就对他作出了好评。他于1826年讲授的《动物学》这门课程开头讲的就是人类自然史，然后主要讲授脊椎动物亚门和无脊椎动物，最后讲授《论物种起源》这门哲学课②。但是达尔文对这样的课程也未必听进去多少。他认为这些课程也是“极其枯燥的”。诚然，他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对课程中的地质部分讲的，因为达尔文补充说：“这些课程对我所产生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证我一生决不再读一本地质方面的书，决不研究这门科学”。幸而他没有恪守自己的这个保证。

①魏尔纳是德国弗赖堡科学院的教授，他完全否认地球史上的火山现象有什么意义。根据他的观点，现今的各个火山是一种偶然现象。这些火山是由硫磺、煤等物质自身燃烧形成的。

②遗憾的是，使我们得以知道这些情况的埃舒奥尔特教授没有告诉我们詹姆逊对这个问题究竟持什么见解。如果他叙述了拉马克的进化论，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作者注。

但是，如果说从表面上看来达尔文很少研究医学、很少上必修课的话，那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然科学已失去了兴趣。相反，他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他常常到设在教学楼里的博物馆去，并同在那里工作的两位年轻的大博物学家交上了朋友。其中的一位就是罗伯特·格兰特博士，他当时才三十三岁，正是处于从事科学活动的风华正茂的时期。早在一八一四年，他就在爱丁堡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一八一五——一八二○年间，他一直呆在巴黎和欧洲的其他一些设有大学的城市里，在那里研究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拉马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