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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道：“对这种公正的方法持反对意见的只是少数诡辩不能将审判限制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中。问题在于本质。审判的纯洁度在于其目的，而不是细节。战争的规则和军法在道义的严格界限内实现正义时总是具有充分的弹性。”④

麦克阿瑟批准了两人的死刑判决，之后写道：“其余的此类美国案件已由东京国际法庭作出裁决。”对他来说，美国军事委员会与国际战争犯罪法庭似乎没有什么不同。⑤

第四部分：东京审判突袭珍珠港

费勒斯准将在为ＣＩＡ的前身、战略情报局（ＯＳＳ）工作了一年后，于1943年下半年加入到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的西南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与麦克阿瑟同机到达日本的费勒斯立即开始工作，保护裕仁不因他在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所起的作用而受追究。费勒斯首要的目的是要确认他在战时搞的宣传计划的效果，同时保护裕仁不受战犯审讯。

费勒斯对大约40名日本战争领导人进行了私人审问，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指控为最重要的Ａ级战犯。他的审问主要集中在5个月的期间内——1945年9月22日到1946年3月6日——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通过两名翻译进行的。费斯勒的活动提醒了所有主要战犯嫌疑人意识到ＧＨＱ特别关注的事情，为他们调整各自的说法以免天皇受到指控提供了可能。⑥因此，在检察官为审判这些人收集可使用的证据的同时，费斯勒无意间为嫌疑犯们提供了帮助。很快，检察官就发现战争领导人的供述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即天皇英勇地采取行动，独立自主地结束了战争。这个主题（检察官们并未告知）正好与费斯勒的目标——证实他自己的对日宣传运动的有效性——相吻合。

同样；1945年9月下旬到12月，由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ＵＳＳＢＳ）的文官和军人进行的调查访谈；　为日本战时领导人保护裕仁提供了帮助。调查团的目的是评估空袭在日本决定投降上的效果，特别是原子弹的影响。ＵＳＳＢＳ成员也试图了解日本战时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不用说，日本高层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如木户内大臣、前总理大臣近卫、米内、铃木贯太郎、铃木的秘书迫水、木户的秘书松平康昌以及海军少将高木惣吉，将他们与调查团的接触视为保护“国体”的一种手段。他们回答问题时表现得极为配合，成为描述投降过程的主要证据来源。另外，他们还利用对自己的问讯影响了美国关于裕仁在结束战争时所起作用的官方看法。⑦

在结束了对被指控人的私人审问的同一天，费勒斯传唤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到他在第一生命保险大厦的办公室。米内一直到最近都在东久迩内阁担任海军大臣，曾经见过麦克阿瑟。⑧1946年3月6日，米内和翻译沟田主一来到了费勒斯的办公室。他们被告知一些同盟国国家，特别是苏联，要求把天皇作为战犯进行惩罚：

作为对策，最好由日本方面证明天皇是完全无罪的。为此，即将到来的审判是一次最好的机会。特别是应当让东条在审判中承担全部责任。

也就是，想让东条这样说：

“开战前的御前会议上，即使陛下反对与美作战，我决心已定，要强行推动战争。”⑨

米内大将表示他当然同意这个安排。证明天皇无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东条和岛田承担所有责任。“而仅就岛田而言，我确信，他已经做好了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⑩

米内对岛田大将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币原政府一直在贯彻其为天皇免责的政策，并已通过横滨终战联络事务局局长铃木九万获得了岛田同意承担开战责任的保证。显然，还没有从东条那里得到类似的保证。

两个星期后，沟田对3月22日与费勒斯的第二次会谈作了备忘录。

谈话与对米内大将的内容大致相同。美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非亚美利加思想的倡导者是国务卿伯恩斯的最高顾问COHEN（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几天前我对米内大将说的那番话，正像那时我说的那样，自己不是天皇的崇拜者，所以天皇制的存废自己并不关心，但如果让作为麦克阿瑟的合作者、帮助他能顺利地实施占领统治的天皇接受审判，对麦克阿瑟在本国的处境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我提出那样要求的理由。

（向宫内省寺崎问）“那天我对米内大将说的话，已经跟东条说了吗？”

费勒斯露骨的反犹太主义（就像他和麦克阿瑟对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新政和所有自由主义者怀有厌恶一样），以及他和麦克阿瑟向日本领导人传达的褊狭的信念，在新宪法草案中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