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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面王奇怪地问：“为什么？”

盲人们回答说：“因为说大象是一根圆柱的人最多。”

镜面王愣了好久，最后哈哈大笑地说：“你们这些盲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大象，也不了解大象的全貌，却在这里争论是非，真是可笑。可笑也就罢了，还搞什么民主评议，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接着，他转身看着那些诚惶诚恐的学者，说：“尤其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你们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那种自作聪明的模样，和那些摸象的盲人又有什么两样呢？”

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你要去找到它。但是，许多人没有去寻找它，他们用自作聪明的方式、用争论的方式、或者用某种政治手腕来证明自己是对的。盲人摸象的故事虽然荒唐，却是现实的写照。

你要看到大象的全貌。大象不是局部的，它是整体的。管理学也不是局部的，它也是整体的。人们普遍认为，管理学起源于19世纪末弗雷德里克？泰勒手中的那只秒表，弗雷德里克？泰勒也因此被称为管理学之父。然而100多年来，从所有的管理学理论和案例中，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一个整体的管理学体系。学者们研究管理学的方法，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可笑。

事实上，早在24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曾参在他的著作《大学》中，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整体的管理学体系，被称为“三纲八目”。“三纲”就是前面我们学过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于“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后来，曾参的学生、也就是孔子的孙子孔伋，也有一部著作流传于世，名曰《中庸》。《中庸》的思想与大学之道一脉相承，所以，大学之道也被称为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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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格”式化问题（1）

“格物致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它指的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即：逻辑推理。大约在晚清时期、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不久，当时的中国学者就把科学叫做“格致之学”。但这个说法在13世纪、也就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500年前，就被明朝的大学者王阳明给否定了。

王阳明曾经像现在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格物”。据说，他“格物”是相当认真的，可是“格”来“格”去，他怎么也找不到出路，竟然“格”得大病一场。后来，王阳明回忆从“格物”到发病、再到痊愈的整个过程，最后恍然大悟。于是，他终于大胆地否定了朱熹的说法，认为“格物致知”不是逻辑推理。他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格去物欲，方能致知”。

朱熹是王阳明的前辈，他老人家曾经自作聪明地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进行了“格”式化的注解。从那以后，人们看到的孔子学说，其实就是朱熹版本的孔子学说。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学问。这门科学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这种说法也对，但它会让我们的目光远离自然，远离老子、庄子、孔子、以及孔子的学生们当年所说的“道”。虽然社会科学也谈到道德，但这种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建立的“格”式化道德并不具有道德本来应该具有的自由、快乐和爱，恰恰相反，它让人感到刻板、莫名其妙和压抑。花儿是不可能按照这种道德来成长的，人也不可能。100多年前，人们之所以颠覆中国传统文化，便是因为朱熹的这种“格”式化道德。

朱熹的“格”式化道德是“存天理，灭人欲”，达尔文主义的“格”式化道德却是“人欲即天理”。一种“格”式化道德打败了另一种“格”式化道德，却让孔子和洋溢着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背了黑锅。

天理即真理也，即“道”也。从表面上看，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观与王阳明的悟道并无不同，其实大有区别。朱熹的哲学是推理出来，王阳明的“道”是感悟出来的。在朱熹看来，天理与人欲无法并立，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在王阳明看来，虽然天理只有通过“格去物欲，方能致知”，但凡是符合天理的人欲无疑都是正当的。

所谓符合天理的人欲，其实是为了满足生命成长的需要。你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它们是应该被满足的。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所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本身就违背了天理。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朱熹的“格”式化道德为什么会弄得天怒人怨。

需要是符合天理的，但欲望不是，“人欲即天理”的理论混淆了需要与欲望之间的区别。欲望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