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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如此多罪犯，新王有胆识，只怕是迟了。子婴见咸阳城尚算安定，认定人心尚在，遂决意尽快了结除奸事。旬日之后，咸阳城南的渭水草滩设了最后的一次大刑场，一举杀了赵高及其余党三族两千余人。虽是除奸大庆，可观刑民众却寥寥无几，只有萧疏零落的功臣后裔们聚在草滩欢呼雀跃着：“国贼伏法！大秦中兴！”

这是公元前207年夏秋之交的故事。

赵高一党，终于在帝国末日被明正典刑，彻底根除了。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宦官之身，连续两次实施罪恶政变的巨恶异谋之徒。赵高之前半生与后半生，直如雄杰恶魔的无过渡拼接，生生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格异数。赵高数十年忠实追随始皇帝，以无数次的救危急难屡建大功，进入权力中枢实属正道，不存在始皇帝任人之误。在璀璨的帝国群星中，赵高的强力异能，赵高的文华才具，赵高的精通法令，赵高的敬重大臣，赵高的奉公敬事，其时几乎是有口皆碑，堪称全然与帝国功臣们同质的内廷栋梁。始皇帝骤然病逝与赵高不可思议地突变，既有着深刻的权力结构的变异法则，更有着人性深处长期潜藏的本源之恶。赵高的畸形巨变，折射出帝国山岳的浓浓阴影，击中了集权政治出现权力真空时的脆弱特质。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治帝国，何以被一个突发权力野心而毫无政治理念的中枢阴谋家颠覆？这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永恒课题，更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永恒课题。

赵高的畸形人格，既印证了孟子大师的性善说，更印证了荀子大师的性恶说。性善说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人性美好的本真。性恶说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遏制恶欲的法治。哪个更高，哪个更大，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将成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抉择难题。人性复杂难测之奥秘性，人性反向变化之突发性，人性恶欲泛滥之毁灭性，人性良善滋生之建设性，凡此等等人性课题，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包容于赵高个案中，成为人性研究的永恒课题。我们没有理由轻视赵高，以“阉人巨恶”一言以蔽之。赵高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具有突发转折性的黑恶休止符，潜藏着打开诸多文明暗箱的历史密码。可以说，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奸恶权臣中，唯有赵高具有涉足文明史而不能逾越的意义。

赵高之结局，《史记》各处皆云子婴等杀之。班固却云：“吾读秦史，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班固是答汉明帝之问，上书言秦灭诸事说这番话的。班固之论，附记于《秦始皇本纪》之后。班固之有此说，或在两汉时尚有不同于司马迁所见到的秦史资料。以常理推测，子婴不具备依法问罪于赵高而后行车裂的力量，只能是先暗杀而后诛灭余党。若仅仅车裂尸身，虽有可能，终显乖张。故此，司马迁的史料甄别该是妥当的。班固之言，一家一事之说也。

三、轵道亭外的素车白马

子婴即位，立即举行了第一次大朝会。

咸阳宫大殿又响起了浑厚肃穆的钟声，稀疏零落的大臣们匆匆走进了久违的大殿，大多都是白发老人与年青公子了。几度折腾，群星璀璨的帝国功臣干员们已经消失净尽了。留给子婴的，只是一个气息奄奄的末日帝国。子婴戴起了天平冠，手扶着已经显得古朴过时的又宽又短的镇秦剑，走到帝座前凝视着殿中的一片白发后生，良久没有说话。大臣们的参拜也颇显尴尬，不知该如何称呼子婴君号，是秦王还是皇帝陛下。毕竟，秦王名号是赵高定的，诛杀了赵高势力，子婴对君号还没有明白诏书。于是大臣们只有纷乱躬身，笼统呼了一声君上了事。子婴心下明白，站在帝座前道：“首次朝会，先定君号。是继位皇帝，抑或复归秦王，根基在大势评判。若有平定乱军之力，自当称帝。”子婴没有说后半句，然其心意谁都明白。

大殿良久默然，老臣们的粗重喘息清晰可闻。这些残存的末流元老们，已经多年隔绝于国事了，对山东乱象与秦军情势等等可谓人人懵懂，仓促聚来如何拿得出挽狂澜于既倒的长策大略。只有一个老臣昂昂然道：“不管乱得甚样，终须有平定之时！老臣之见，自当即皇帝位，秦三世！”老臣说罢张望左右，却没有一个人呼应。子桓终于按捺不住，挺身而出高声道：“君父，子桓愿率十万大军镇守函谷关！”子陵也挺身而出高声道：“君父，子陵愿北上九原，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平乱！”一位老臣摇头叹道：“两位公子壮心可嘉，然则终难行也！老臣曾供职太尉府，对军情大体知道些许。关中老秦人已经寥寥零落，如何去征发十万大军？九原固然尚有军马，可粮草早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