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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庄。”
《春秋》大义,成了王朝重大政治事务的指导原则。儒学,必将迎来一个兴盛的时代。
明章二代再接再厉
刘庄当上皇帝之后,继承父亲刘秀的遗志,努力发展学术,甚至自己亲到称为“辟雍”的国立大学去讲课。皇帝成了学者,或者说学者当了皇帝,也算东汉前期的一大政治奇观了。
刘庄的学者身份不是凭权力得来的,首先是他比较聪明,《后汉书》本纪称他“十岁能通《春秋》”。此说虽不免虚夸之嫌,但也说明他接受教育显然比一般官僚家庭的子弟要早。其次呢,他的专业课导师是著名的学者桓荣,因此,他得以完成《尚书》专业的学习。
比之于“受《尚书》,略通大义”的刘秀,刘庄“学通《尚书》”确实是一个家族的进步。
刘庄的老师桓荣所学的专业是欧阳歙的家传学问即《欧阳尚书》。虽然桓荣不是直接受教于欧阳歙而是学于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九江人朱普,但他的学习经历却是一段时代佳话。在西汉末年他远从沛郡往九江去求学(相当于今天从江苏到江西),他家里极其贫穷,估计是徒步走去的。到了九江,他没什么收入,就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日常开支。
更为传奇的是,在九江学习了15年,他一次没回过沛郡。到王莽篡位的时候,他觉得以学问出仕已没什么意义,就回到原籍。可是,桓荣回乡不久就接到恩师朱普逝世的消息,于是再返九江,赴丧。不知是贫穷而无返回的路费,还是他太留恋九江,他干脆就不再回乡而是留在九江教学。不多时,弟子就有了好几百位。
能教好几百位弟子,经济收入不再是问题。但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王莽政治失败,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当然会影响教学秩序,桓荣就带着弟子并携带经书跑到山谷中去授课。再后来,他就转回江淮之间,仍以教学为生。
在他的弟子中有一位豫章(今南昌)人,叫何汤,被朝廷选中向刚被立为皇太子的刘庄教授《尚书》。由于何汤的教学成果显著,刘秀自然会问到他的老师,于是桓荣就被皇帝召见。
刘秀通过与桓荣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面对60多岁的桓荣说:“得生几晚!”时值国家研究《欧阳尚书》的博士缺位,刘秀则当即任命桓荣。桓荣十分谦虚,乃推荐了自己的两位同学彭闳与皋弘。由此,在皇太子刘庄身边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欧阳尚书》的小集团。
由以桓荣为首的这个小集团指导刘庄的学习,造就刘庄的皇帝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就成为必然之事。
刘庄在即位两年后(正式使用自己的年号1年3个月后),亲临国家大学,举行儒家盛大的射礼;7个月后(永平二年冬十月,公元59年),再次光临辟雍,举行敬老大礼。这个大礼的核心是敬事“三老五更”。
所谓三老,是县乡两级负责教化的官员的称谓,由50岁以上的长者担任。战国时即有此官职。所谓五更,是指原在国家公职上退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年人,也负有民间教化的责任。按着西汉已经成为儒家典籍的《孝经纬?援神契》① 说法,“天子尊咸三老,兄事五更”;按此之后成书的文献《白虎通义》①的说法,“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有何?欲陈孝弟之德也”。
刘庄在发表学术演讲的时候,十分客气地说“眇眇小子,属当圣业”,可谓谦虚之至。接着他表明了尊重三老五更的明确观念:“三老李躬②,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桓)荣关内侯,食邑五千户。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还有,让各地官员抚恤孤儿与老人,以表达皇帝仁怀天下的意思。
这是汉刘第二帝国的一次政治盛会,引来了数万观众。这些观众不受身份限制,有官员,有富绅,也有平头百姓,整个现场也没采取特殊的警卫措施。观众们可以站在辟雍四门的护城河桥头上往里观看,那时的桥看起来十分坚固,如此之多的人站在桥上,竟没发生坍塌事故。虽然是替古人担忧,现在想来总也后怕,若是发生了坍桥事故,一场盛大的典礼不就变成了国家丑闻吗?
整个养老礼的高潮环节不是刘庄发表政治演讲,而是以皇帝带头,对其师傅即现称五更老人的桓荣进行学术提问。问题当然是疑难类的,并且绝对不会提前准备台词或答案。在皇帝提问之后,其他专家学者也向桓荣发问,而后桓荣一一解答。
在这场盛大的学术与权力组合的演出之后,刘庄又为功臣的子孙和樊③ 阴郭马四姓外戚及皇族的远支族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