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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种向存在发问的精神，并未在更多的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回应。随着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作家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写作节日，他们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或者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物中居住下来，存在的冲突被悬置，以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外面的遭遇，而更内在的存在的疾病和危机，他们却保持着集体的沉默。

这样的情形令人担忧。一旦灵魂的复杂境遇被简化，一旦对存在的追问中断，中国文学就很难获得博大而深邃的人类性品格。我们过去在世俗和致用的文学中沉迷太久了，惟有存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从里面超越出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而喜欢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存在的文学。这就是我喜欢卡夫卡、加缪的原因。我觉得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小动物、饥饿艺术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了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是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无处藏身。

中国文学一度也在这个背景里，通过史铁生、残雪、余华、格非、北村这些作家的努力，开始获得存在的眼光，开始知道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但更多的作家则还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5走向精神的极致，拒绝向一种无质量的生存妥协，这是一个有力量的作家必须具备的写作品质，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追问存在的勇气正在新一代作家中慢慢消失，甚至连存在本身，也如同爱情一样，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消费品。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在这种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

二

近年备受关注的青年小说家陈希我便是其中之一。我在2002年初读到他的小说集《我们的苟且》6时，便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一个有存在感的作家。尽管那个时候只有少数人知道陈希我的名字，但我相信，陈希我的出现将是尖锐而不容忽视的。不久之后，我的预感便得到了证实。随着《收获》、《人民文学》、《天涯》、《花城》等刊陆续推出陈希我的小说，加上他连续三届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提名，陈希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小说，让那些日渐疲惫的阅读灵魂，重新意识到了一种文字的力量。——确实，陈希我的小说是有骨头、有力度的；许多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小说“骨感”更为显著，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肉，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粗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所以，阅读陈希我的小说，你会为他的尖锐和突兀而感到不舒服，他似乎太狠了，不给生活留任何情面，并将生活的一切掩饰物全部撕毁，但他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破败，一种难以挽回的破败。

在我们这个颂歌时代，书写生活的破败何尝不是一种写作的勇气？

这种写作勇气，如果用神学家保罗·蒂里希的话说，是一种“存在的勇气”：“存在的勇气是这样的伦理行为：人在其中肯定他自己的存在而不顾那些与他的本质性的自我肯定相冲突的因素。”7尽管陈希我的小说所呈现的，更多的是关于存在的那些破败而黑暗的景象，但这也是一种“肯定”——因为他敢于在人的存在处境里承担存在的重量，哪怕是黑暗的重量。在陈希我在小说中，你很难看到精神的屈服性，他对生活是有抗议的，尽管这样的抗议常常与生活一同陷落在荒凉而绝望的光景之中，但带着这样的荒凉和绝望生活正是勇气的象征。在文学史上，有些作家是在描写荒凉和绝望，有些作家则是带着这样的荒凉和绝望一起生活、写作，很显然，这两种作家的文字力量是有根本差距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鲁迅和张爱玲就是有力量的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们这个人，都是附着在荒凉和绝望上的，他们承担了那一时期的作家所没有承担的精神黑暗，同时，他们又一直生活在其中。这样的文字景观和生存景观，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卡夫卡，难怪他们常常被人称之为是“黑暗的天才”。

陈希我试图在自己的写作中，接续上这一逼视存在、书写黑暗的文学传统。他把我们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灯下，从而使生活中的荒谬、匮乏与绝望悄悄显形。这样的写作姿态是独特的，也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当欲望和消费日益成为新的时代意志，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