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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昔，其惟春秋乎。”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缕，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也不是为西方的爱国者写作。我害怕他们摘引我的字句——承蒙他们错爱——胜过我害怕自己同胞的误解。我只为具有简单的庸见的人写作。古老的中国就是以这种庸见见长的，但今天这种庸见却少了。我的书只能这样简单地去理解。为了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观的人，只是为了他们，我才说了这些，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理解我。

作者

1935年6月于上海

1939年版序

本书始成于1934年，那时中国正处在最为黑暗的年代，面临外族入侵，却看不到坚强有力的领导。自那时起，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次转变，由绝望变成希望，变为团结，变为国民的自信心，正如在英勇的抗战中所见到的那样。在社会与经济的内部重建上，中国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要抢在日本大规模入侵以前得到飞速发展。从精神上来讲，中国人民的热情第一次被不断到来的日本侵略所激发，这种热忱又促成了全国的团结与和解。人民决心不惜任何巨大的牺牲也要获得民族解放，他们对最终的胜利深信不疑。

这样一个4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如此能干的领袖人物，绝不会被一个外来势力所征服。我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中国获得真正团结之后，她就度过了现代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在新增加的一章中作了阐述。它的标题是“中日战争之我见”。其中，我记述了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获得新生，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1932年至1937年奠定的抗日基础；那些年代中无法忍受的局面，以及我自己的看法——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中国通过战争而获得新生也同样不可避免，不言自明；最后是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作者

1939年1月20日于巴黎

第一部分　背景

引言

外国人一旦来到中国，总是不得不有所感想。他们总是同情中国，有时也不免失望，然而却很少能够真正地理解与鉴识中国，因为他们总是在说爱中国或者恨中国。也许一个人在来中国之前，有时会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国，遥远缥缈，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感觉很有一些吸引力。然而他一旦来到中国，就会感到目不暇接，很快就觉得无法再思考了。他只是感到了中国的存在，一种如此巨大的存在，简直超过了人类心灵所能包容的程度。这里似乎是一片混乱，此事物与彼事物互不关联，生命的运动在遵循着自己特有的规律，生活像是一出出雄伟的戏剧，时而悲哀，时而欢乐，却总是那样紧张，那样激昂，那样真实。一段时期过后，他又开始思考了，这时他感到奇怪，感到惊愕，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这时，他的反应就同他的性格大有关联了。他要么是一个浪漫的国际主义者，要么是个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他要么喜欢中国，要么不喜欢，并开始举例来证明自己的好恶。这也无可厚非，人们总是要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采取某种态度，否则便不能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理由，开始相互叙述趣闻轶事，家常琐事，交流别人在闲谈中说漏嘴的和随便说过的话，并且议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又足以使自己成为哲学家，成为在中国问题上冷静的、铁面无私的批评家，认为中国一无是处，或者使自己成为热情浪漫的赞赏者。当然，这些人的结论难免是十分愚蠢的。但是，人们的观点和看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世界之大，概莫能外，实在不可避免。于是，人们就开始辩论起来。一些人总是认为自己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真知的见。这些人是统治世界、操纵世界各地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