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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从红门来了之后，各种大罢工就不说了，暴力活动却越来越多。因此而身死破家的小资本商人为数不少，要不是各大商业协会还有自己的商团民团武装，红门要闹出多少事情来还不知道呢。

这种扣大帽子的习惯，实在很不好，起来搞**的“积极分子”，十中无一。大多数忙于生计的工人，有时间来搞这个？要不是还能从红门组建的工会里听到点新鲜事，满足空虚的心灵，工友们早就不予理会了。

在还能活下去的情况下，工人们会想着豁出去搞**？这样的人，也只有那些想要不劳而获的闲汉才会去关心。而早期的红门，基层基本上发展的都是这样一些地痞无赖，人才参差不齐。

商团这种地方武装力量，任何一个政权组织都不会去容忍其继续存在。过去的时候，莫荣新和龙济光等人，都是客军，没有心思去做这种事。因为他们本就不打算在广东进行长久的发展，本质上他们的根基在广西。

至于陈炯明，他是温和派，并不打算采用暴力的手段，而是想要逐步来消化这些地方私人武装力量。毕竟商业协会组织也不想背负这么个沉重的收入支出负担，又不是想要争霸天下，蓄养私军一点也不好玩。

可孙逸仙却不同，在性格上他是唯我独尊的类型，商团武装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陈廉伯这人也实在二百五，屡屡找大元帅府的难堪，自恃商团的武装力量，摆出一副扯高气扬的样子。

在这节骨眼上，还大张旗鼓的从挪威采购军火，这种事情，也就陈廉伯那傻帽感去做。后来军械被军队扣留，他才发现事情不对头，躲到香港去找英国干爷爷抱大腿。被大元帅府下了通缉令，这点实在不好玩。

此前不久，迫于商界的舆论压力，大元帅府也不得不取消了陈廉伯的通缉令，甚至还打算放还被扣的军械。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被掉包了不少，或者漂没一部分，就属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在钟泱看来，商团和大元帅府的矛盾，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冲突。各有各的道理，并没有说谁应该被谁消灭的道理。世道纷乱，商团要武装自卫，这点可以理解。**党要稳定后方，取缔民间私人武装，这一点也可以体谅。

就算是钟泱，在南军统一两广之后，也会想着要打算肃清各地的商团民团，改为政府直属的职能部门。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像**党那样搞什么西关大屠杀，把百姓的性命视之如草芥。

赤化后的政权组织，在对待民众上，采用简单而血腥的**，一直是一种特色。而且还有不少御用文人来找出不少正当理由，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只要有着借口，那么无论手段多么残忍和卑劣，都是可以的。

无怪乎后来能够出现如此之多的世界奇闻，实在是在此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中国不是有没有民主的问题，而是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冲突。只不过政府从来都含糊其辞，或者扯开话题。

民主这个东西，很有争议，也可以大谈国情。唯有这法治人治，赤化政权就说不清楚了。因为这里不能说，一说穿，个人崇拜就搞不起来，党国的理念也没法继续维持。这实在是动摇国本的事情。

钟泱不愿意与张茵茵争论，他只是想让她用双眼去观察，谁对谁错，一看便知。

………【第二百零一章　西关事件】………

真要看历史，初中高中课本纯粹狗屎，李剑农的书倒还值得一看。对于这个人，钟泱也很欣赏，不过目前还难以拉拢，只能静待后事。

观之此人生平，真可谓才华横溢，计智高绝。

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1880年6月10日生于湖南邵阳西乡滩头。稍长到邵阳县设书院就学，1904年人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学习，最厉害的履历在后面。

他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四年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回国参加辛玄**，曾撰写《武汉**始末记》，是为编写历史著作之始。到了1912年7月，他又赴英，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

直到1916年夏才最终回国，从1919年8月开始，受聘担任汉口明德大学教授。在这期间曾为湖南军阀赵恒惕起草省宪，并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不过据说李剑农和赵恒惕的关系不太好，因为政见上的分歧比较大，矛盾早就人尽皆知。

虽然这人也有着同盟会出身的背景，可实际上和孙逸仙的**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