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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由包税商收集，矿业和海关事业包给私人经营，奴隶被用作文犊，公民轮流当官，任期很短，以致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凭他的官职集结个人的的势力。在罗马共和政体的统治下，由包税商征收捐税和关税，公共建筑则由私人负责兴建。在封建时代的欧洲，私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当然更加引人注目。近代西方在希腊哲学、罗马法律以及中世纪城镇方面找到了个人主义的根子，这决不是偶然的。

相反地，早期的中国政府认为它理应控制农业生产的各个要素，即土地、劳力和水源。统治者声称他有权处理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人民，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出疑问，虽然依靠经验，人们知道要刺激农民增产，必须让其土地私有，而且这也并不妨碍税收的征集。政府命令下的摇役制由来已久，使那些至今仍为举世惊叹的伟大工程如长城和大运河，有可能完成。最后，在华北那样的半干早地区，管理水的供应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要有效地进行灌溉和防洪，必须有中央机构加以控制。灌渠和河堤的整个地段必须按总体规划来维护。对那些用于围垦的大提，也必须如此。

早期的中国政府按这种格局建立起来之后，还继续发展这些同样的施政原则。在为了交通运输而修筑和维护运河与公路的同时，民政官员也相应增多。要征集农业剩余产品和监督公共工程，文牍和管理人员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人口集中在帝王行政中心的大城市里，另一方面用于农业的劳动力的密度也增加了。当城市手工业刺激了城乡间的交流时，新兴地工商阶级已经没有机会摆脱政府的全面控制了。

早期在中华帝国的这许多“东方式的”特征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为止。但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并不是那些多少世纪毫无变化的世界早期帝国的残存实例。事实恰恰相反。

中古期的昌盛。特别是由于日本学者努力研究的结果，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自中唐到宋末（8　到13　世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可自一系列惊人的发明知其端倪：印制的书本、算盘、钞票和信用票据、火药、水泵、运河船闸、不漏水的船舱，以及航海罗盘，更不用说较早时期发明的陶瓷器、漆器、丝棉织物，以及像宋代绘画之类的艺术品了。这些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在其历史兴盛时期的产品，远比欧洲先进。宋代的城市文化反映出农业、工艺、商业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且在哲学和施政方法方面也有与之相应的进展。最重要的事实是兴起了国内外的私人贸易，这确实是一场“商业革命”，使南宋政府更加依赖于贸易税收。雅克？　热纳特把南宋首都杭州描绘为当时肯定无疑的最大城市。

历史学家对当时农民大众的生活情况有各种不同的估价，这些取决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所引用的资料、所研究的地区而各有差异。东京的一些研究工作者把宋代农民看作大地主庄园的实际上的农奴。批评者斥他们为欧洲中心论者，并提出证据，说水稻耕作的性质有利于小块土地的私有者（自耕农或永佃农），因为稻田经耕犁、插秧、施肥、除草后的收获，与农民的技艺、精心管理和所花的劳力成正比。正如伊夫林？　罗斯基所指出的，“在水稻栽培方面，耕种者比在其他谷物的培植方法上占有更关键的地位。”她发现，到了明代（　1368…1644　年），华中、华南部分地区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为目的：虽然田地出租的条件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多，但佃户一般能订立固定租金的长期合同，这就能促进他们的事业心并提高生产率。农民能够选用最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的种子类型。除了种双季稻外，他们还可种甘蔗、烟草（1500　年以后）或其他经济作物，或动员他们家庭的女劳动力从事织绸或织布的手工业。这种为适应市场需要而进行的农业生产花样甚多，也很复杂，因此城市商人无法通过资本投资来加以控制，尽管那时已开始有一种工场外加工制度和一些工厂生产，特别是在绵纺织业方面。正如马克？　埃尔文所指出的，中国城市没有产生作为经营企业的城市住户的新阶级，即资产阶级，因为“统一的帝王政权结构继续存在，使中国城市的独立发展像欧洲真正封建政治和军事结构的发展一样，成为不可能的事”。中国所产生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大不相同的新阶级。

士绅阶级

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甚至普通老百姓谈起“士大夫”时也把他们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但你不要由此而联想起昔日可爱的英格兰的地主士绅，那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