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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发动后迅即扩大，领袖们就引兵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官军在湖南省长沙固守，但在其他地方都被击溃或作战略撤退。官军“打胜仗”（这是官军头目照例必须向皇上奏报的消息）的地点越来越接近北京。1853　年初，太平军攻占并焚烧武汉，以50　万之众开始乘船沿江而下。1853　年3　月，他们占领了南京，定都该城。远征部队继续往北推进，迫近天津不到30　英里，但未能占领皇朝政权的象征——北京。太平军于是在长江下游建立基地，但起初没有采取攻占上海的措施。其后10　年间，双方血战多次，但官军与叛军仍相持不下。这样大的一次叛乱为什么发动得那么快，时间拖了那么长才宣告失败，这自然需要一番解释。但按今天研究所得，我们关于太平军的思想意识和领导人员的情况能够谈得多一些，不细谈关于它的实际施政情况。

太平教。洪秀全从教会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从《旧约》　里挑选基督教的一些原理来创立他的新教：独一无二的、万能的创世主，他所具有的一切人的精神父亲的身份，祷告的灵验，洗礼，守安息日，十诫，天国的报应，连同创世、洪水、从埃及出亡等故事。可是，他认为耶稣关于爱、宽恕和关怀邻人等精神力量的教导没有多大用处。洪自封为耶稣的弟弟、上帝的次子，是被上帝派到世间来建立新天堂的。这样他就成为一个伪基督启示的新源泉。

洪为了准备应试曾经读了那么多年的儒家经书，所以他在自己的神学里表达的孔子，必然比耶稣社会准则来得多。据史文生分析，太平军的传道书里夹杂着许多来自《论语）、（孟子》　以及其他中国古书中的引语，但往往没有指出来源或者稍有改动。他们抛弃了基督教关于原罪的基本思想，赞成中国人关于性本善这个比较乐观的信念，这当然使基督教的忏悔意义不那么大了。太平军重视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必须保持基本的社会差别和关系，应当按照身份表现正确的行为，需要听从天命，抱有大同理想。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位记译名的选择，这对中国所有提倡一神论的人来说是个关键性的决定。早期的耶稣会教士决定把它译成“天”和“上帝”，但在著名的“礼仪争论”中，他们的敌手于17　巧年获得教皇的赞同，译为“天主”。19　世纪中叶的耶稣教各派教会对“上帝”和“神”两种译名始终相持不下，彼此的意见不可调和，以致他们终于出了《圣经》　的两种译本。洪秀全选用“天”作为主要译名，因此他的天（Od　）就一下子具有中国的传统意义，例如受命于天的“天”。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宗教表面上具有基督教的架子，但这架子被他们歪曲，以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宗教文献里搀进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儒家经典学说，但取消了像孝道这样一个关键的因素。总之，他们炮制了他们自己的混合物。

狂热是他们一下子取得成功的宝贵因素，这种精神一部分是由太平军的另一领袖、？以前的烧炭工人杨秀清提供的。杨所受的教育比洪少，但在政治组织和军事领导方面的才能比洪高明得多。他很早就具有直接从上帝获得启示的能力，因为在危难之际上帝常常通过他的口作出明确的指示。洪从来没有找到这种能力，因此几乎无话可说。杨领中军主将，是上帝兼圣灵的第三个儿子，在1856　年被洪秀全谋杀前，执掌南京的主要大权。总起来说，有一件事似乎很明显，并且也是各学派的中国学者共同指出的，即这次大叛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领导措施失当。尽管他们有冲天热情，手下的信徒起初都乐于为他们效命，但洪、杨和其他领袖都被他们的宗教蒙住了眼睛，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批客家领导者是一个少数集团的失意落魄的人。在南京他们就立即仿效以前各个朝代，建立贵族阶层和六部，实行科举，设置层层官僚机构，根据服饰和礼仪给这批显贵中的各级人员规定各种节约的费用标准。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农村实行一套有效的民政和管理办法，因此完全不能在各个村庄领导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正如库恩所说的，太平军“实际上始终被围困在城市里”，而他们的敌人，即儒家的上层士绅则仍控制着农村，并终于动员了农村的力量来反对他们。

太平军未能争取任何一批儒士文人来参加他们的运动，总起来说这是他们政治失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他们未能与反满的秘密会社、特别是三合会通力合作，其部分原因似乎是由于太平军狂热分子所奉行的“基督教”礼仪和信条，同三合会所奉行的来自中国民间宗教的仪式互不相容。例如，三合会仪式中使用字典里所没有的怪字，三合会员敬拜北斗，诵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