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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阵暴力行动，从而使解放军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党的抨击，已经把民政权力给了军队。

在这狂暴的混乱中，大中学校都关了门，知识分子和专家正在受到冲击，学生从事打派仗的革命。通过武装派性活动起来造反的，大抵是不满所分配的工作（特别是分配在农村）的毕业生；也有缺乏专长，不能满足生活要求的退伍军人和临时工。他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工作机会。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复兴精神”（借用埃兹拉？　沃格尔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1968　年秋，包括过去红卫兵在内的几百万青年学生被遣送到农村人民公社去。随同他们一起下去的有许多城市干部，因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精简政府人员，并把城市无业居民赶到乡下去。

1968　年10　月，毛又操纵了十二中全会，“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终于被清除出党。1969　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事前各省召开了许多会议进行准备，所提出的代表名单都经过中央筛选。选派的1500名代表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该会又选出政治局和五名常委，其中只有继续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不是狂热分子。新党章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而在拥有27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占了绝大部分，并且只有53　名委员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留下来的。毛确实已经清除了他的所有反对者，其中许多是老一辈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权力转移给了军方，党组织的这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效忠基础的。

后果。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派性，一群人痛恨另一群人，使党的团结从上到下遭到破坏。这场革命把党组织内忠心耿耿的人打散之后，培育了激进的极端分子，实际上只剩下一小撮包括毛妻江青在内的教条主义十足的狂热分子，由他们来控制文艺、宣传工具和教育。为了保证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力图只许工农子弟有权享受较高的教育，升入大学的学生必须中学毕业后有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其工作单位提名和党组织批准。各个大学发现这些学生往往程度太差。与此同时，江青及其同事想给中国人民生产出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他们的八个样板戏和其他作品枯燥无味。激进分子部分地以上海为基地，并依靠1965　年以后出现的积极分子，继续进行毛的道德改革运动，反对谋求私利的实利主义，要求人们以真正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政治迫害行径在“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口号上反映出来。比较注重实际的一派，是绝大多数在职的行政人员，他们仍然关心物质刺激以促进经济生产，并关心技术专长以帮助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在毛主席的最后几年里，“激进派”主宰了宣传部门，而“务实派”则经管行政工作。

1969　年后，曾大力进行重建党组织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当作目标的大部分干部官复原职。但是，在毛似乎已经从战术上越过文化革命这一阶段之后，身兼国防部长和统治集团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好久以来被吹捧为毛的“最亲密战友”并被指定为接班人）不仅领导了一派有势力的军人，而且显然还念念不忘文化革命的激进主义。林不久就发现他遭到毛一周的联合反对，陷于孤立，并且眼看就要失败。1971　年9　月13　日，他死于撞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飞机里。几乎过了两年（原文如此），官方才向中国人民和向世界说明，林彪曾阴谋杀害毛，被发觉后死于逃亡途中。

林彪垮台后，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减少了，党又重新建立了起来。1973　年8　月召开十大，出席了代表2800　万党员的1200　多名代表。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只开了四天。在领导人物中，代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和重新露面的老党员旗鼓相当。新的中央委员会基础更为广泛。1973　一1974　年掀起了“批林批孔”学习运动，来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尽管林彪和孔子在历史上相隔2500　年。1975　年1　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会期甚短，出席代表2800　人，通过了新的表法，更明确地规定政府要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领导。代表大会力求象征性地恢复党的团结，为更换领导预作准备，因为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已身患重病。经过七年的销声匿迹之后，前总书记邓小平这位曾被谴责为第二号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对象，在1973　年重新出来，并且马上就恢复权力。他显然有助于削弱军人在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到1975　年，他成为党的一名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兼任总参谋长和政府地位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