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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在地理上的决断所注重的不是战场的细微末节，而是战区的行动总则。它关心的是各个师的部署，而不是这个士兵、枪炮或坦克的配置。所选定的运动方式和配位置，往往产生于某个旨在打败敌军的中心计划，用利德尔·哈特的话讲，战略的目的“是利用运动和突然性来减少抵抗的可能性”。显然，这里要考虑到地理情况，要进行判断。运动与突然性之间有着双重的关系：运动产生突然性，而突然性又导致运动。这一双重性的形成是受地形、运输能力和时间的制约的。作出行动抉择时，应对地点以及速度加以具体规定，犹如指示航向一样。地理状况不是决心的一个偶然因素，而是以地图为根据进行分析的一个基本变量。战略是应用地理学和心理学两者的结合。其表现形式就是在地图上进行角逐，预示将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展开斗智斗力的较量。

1850年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组织范围的增大，战争的规模也急剧升级。工业化和运输革命展示的全面战争的景象是：大规模的职业军队将加入到全球性的冲突中来。因此，决定战争结局的重要决心所涉及的中心问题范围越来越广大了。在大规模军队作战的时代以前，一旦定下战斗决心，战斗的转折点往往取决于战场上的指挥官。像战术机动那样的东西就能决定胜负，决定战争。随着铁路、电报、远程火炮和密集步兵的出现，作战需要有更周密的组织和准备工作。于是就产生了一般参谋职责以及随之而来的谋略。由于作战规模的升格和可能的协同行动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的扩大，定下重要决策的职责提高到战略这一级。过去，在协调洲际规模的作战中，只有蒙古的可汗才能取得的成就，如今工业化国家的将军也都能办到。打胜仗要求人们具备战场上指挥军队所需要的更加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各种情况。陆军和海军的机械化以及无线电通讯和飞机的出现，使冲突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决定性的选择产生于若干国家的各军兵种协调一致地行动。在实施战争中，不管战略所宣称的是什么，它总是从属于地缘政治的判断的。战争结局如何，更成了宣战当局的基本责任。如果发生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大战，作战的决心和对战争结局的责任都掌握在最高政治当局手中。对军事和政治决断的最终责任将落在一个人身上。其他一切都取决于根据他对当今世界和今后世界的看法而得出的判断。但是，倘若出现使用这些武器所预示的互相毁灭的前景，那么用武器来解决冲突这种做法将限于间接争夺和有限战争的范围。在这种背景下，战略上的计划显然起着仅次于压倒一切的全球议程的决定性作用。一旦作出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决定，或者交战双方不拥有核武器，这时战略计谋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战略学说的演变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使军事学说充满生气的概念是机动性。战争中机动的意义及其合乎机宜的使用已由“机动的倡导者”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作了清楚的论述。这两位军事家把历史知识与对新技术的潜力及军事守旧主义的贫乏所作的敏锐观察结合起来，提出机动使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在空中支援下打破堑壕战的僵持局面。哈特根据对军事胜利的历史分析，鼓吹间接手段的作用。他在这方面的大部分观点早在二千四百年前中国的《孙子兵法》中就有所著述了，而且是借助了拳师、角力士和足球运动员的直觉。强调机动性和手段的间接性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痛苦煎熬造成的恐怖的反应。为了寻根究源，我们不得不追忆一下大规模工业化战争的当初情况。

最早有一种连贯的战略学说主张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作战，它很少被军事著作家评论，但它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发端却提供了启示。马汉的作为美国寻求全球势力的指导方针来源于对英国海军战略的分析。其基本原则是集中力量。在实际应用中，就成了海军制胜论。认为控制重要水域靠密集的舰队，有了它可以摧毁或围困敌军，并封锁其海上交通线；而分散的袭扰战斗不过是对它的一种补充而已。

拿破仑利用法国革命军的增强了的运动速度达成类似的兵力集中。在陆地战的更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力求突然地集中火力。他统率的师团越野运动，吃住都在其中，“佯作分散”，却又常常在敌人后方迅速集中投入战斗。作为一个炮兵，拿破仑力求集中其野战炮火，攻击敌军战线上的某一部分，使之发挥最大的效果。他所使用的封锁方法就是进行战略拦阻，即机动至敌军后方，切断其撤退和交通线路。拿破仑的失败在于他堂而皇之地把军事实力看作是集中加速度的结果，因此过于依赖集中而忽视了机动。随之而来的是，他用经过预练的战斗序列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