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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笔时先感到压力，枯燥，无法集中注意力，但逼着自己写下去，就渐渐地有了意趣、有了兴味，有了在其他时空中少有的惬意和一吐为快的倾诉感。像气功的入静一般，一旦抱元守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杂念渐消，身心舒泰。“文无第一”，书好不好主要由读者，几代的读者评判。作者只要真心实意，真情实感地写下去就是了。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很少考虑到日后读者会如何评判，当然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书，但当时我废寝忘食地写着就顾不上日后的口碑了，更何况我完全没想到能拥有几位读者。

书稿基本完成，大约三十多万字，于是我与陈军都松了口气，出书是没问题了。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给书起个名，叫什么呢？二是三十多万字不好放进一本书中，按现今的排版那是三本书的量，我们反复讨论对有些篇章和大段文字忍痛割爱，有很多内容此次拿下，日后也不大可能再进入其他书中了。梳理一遍拿下约十万字的文稿，在通稿时，按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回忆往昔的经历和播音主持之路，可称“岁月篇”；第二部分内容和以往职场的经历联系不多，归结为“随笔”；第三部分是我在业内学习班的学术讨论中的发言记录，内容大多是探讨播音主持艺术，就称为　“谈艺录”。我说：“这样好不好，把这三部分篇目的分称，放在一起组合为总称，当书名吧。陈军也觉得说得过去，于是我当时把这本书起名叫《岁月·随笔·谈艺》。俄国作家爱伦堡有一本书就包含岁月二字，因此这书名还不俗。第三个问题十分现实，印多少册，我怕印多了卖不出去，对出版社和我个人都有压力，虽然我觉得这本书，思想性还算可以，趣味也不低俗。有可看性，送送朋友，同事，也算挺体面的。但放到书店去卖，有人买吗？这本书既不是小说，又没故事，更比不上朱自清先生那字字珠玑般的散文，当然更不是鲁迅先生的如匕首般的杂文，同时也不是学者专家的专著，不是诗歌不是剧本，写了点往事，可也称不上自传，在文学作品归类上，不伦不类，算什么呢？后来这类书有了称谓，统统叫“名人出书”，先按下不表吧。

基于种种思考，我对陈军说：“印三千本，你看如何？”陈军说：“三千本太少了点，这样吧，印一万册，我们的努力也算没白费，不过，我必须回上海跟社里商量一下再定。”

就此一别，他回沪上，我立刻减去了晚上熬至黎明的写作课程。少了劳顿，但也缺了点什么。

然而，当时我们双方都没把最应该做的事完成。这就是一纸合同。他们出版社不让我自掏腰包印书，我觉得这些上海人够大方了，夫复何求。如果他们真印个几千本并能再给我一二百本折价书就很好很好了，更夫复何求了。

又过了几天，陈军来京，带来了样书，当时还没有封面不过就是一沓打印张，我说：“既然封面还没印，再把书名改改行吗？”陈军说：“没问题，改成什么呢？”我说：“我觉得第三部分‘谈艺录’的文字在全书中较单薄，也不足以代表我的学术观念，和前两部分不成鼎足之势，不如把‘谈艺’去掉，就留前面四个字《岁月·随笔》。”陈军说：“好，这样更像书名，《岁月随笔》不错。”我说：“陈军呀，要是大作家、大文豪写成随笔拿来发表，那还行，我来个随笔那更无人问津了，再说这些文字，虽说水平不高可也来之不易。你看把这‘笔’字改成‘想’字，称为《岁月随想》是不是更灵动飘逸一点？”陈军立刻表示赞同。于是我的第一本书《岁月随想》就这样面世了。万万没想到这本书很快就引来了始料未及的反响，有了巨大的销量，带来20世纪90年代的名人出书热，带来了热情的赞许，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不过从此以后，写作进入了我的人生，或说我已迈进了写作的群体，同时从这时起我和过去从没接触过的“官司”也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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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文思动　凭谁论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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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识字糊涂始”，“人生写作麻烦多”，再好的书都会不断有人挑毛病，搞批判，进行颠覆，实行人身的、人格的、人品的异样解读和掀起种种昨是今非的考证，出了名的作者和出了书的名人都要永久地应对如潮的评议。当然如果什么议论都没有，就跟没人看的演出一样，这样的冷落更不堪承受。

写书不但耗时费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