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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天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1．3、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既消耗别人的财富，又让那里的人身体虚弱。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伟大的造物主孕育了美丽的罂粟花，而“孔雀虽美，其胆剧毒”，鸦片就是罂粟的初级产品。罂粟本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譬如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甚至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鸦片被描述成了“忘忧药”，连上帝都使用它。

在历史上，鸦片通常是以药品形式出现。古希腊名医加仑就曾详细记录了鸦片止疼、抗毒等神奇的疗效，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也曾使用鸦片作为手术的麻醉剂；在唐代，人们把进口的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当时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北宋药书《开宝本草》中记载的“罂粟粟”，其实就是鸦片。

有野史说，明朝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为沉湎于鸦片而不能自拔。虽然鸦片不是天外来物，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鸦片大多是作为药品使用，并没有广泛流行。

从历史路径来看，鸦片的盛行是和烟草纠葛在一起的。中国本不产烟草，烟草乃北美印第安人的种植物。烟草进入中国，这就要归功于十七世纪的荷兰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把很多原本是北美的作物引入中国，包括玉米、马铃薯等，烟草也在其中。

引进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等，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甚低，通常也不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人口增长。但烟草不一样，这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轻微“毒品”。从历史记载上看，崇帧皇帝的时候曾经严令禁烟，估计这时候烟草已经开始泛滥。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禁烟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本身混合在烟草中吸食的鸦片，因为烟草被禁，很多瘾君子开始吸食纯鸦片。而一旦养成这种恶习，戒除就极为的困难了。

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鸦片市场的形成必然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也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决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十八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这只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的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其他国家而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